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对于洋人，他的一种说法也尽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定。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搜括民脂，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鸿铭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泄泄沓沓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天的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辜鸿铭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辜鸿铭自恃身价，开口就要六千银元的月薪。要知道，民国初年一个中级公务员的月薪，不过数十银元而已。没想到，银行团竟爽快地答应下来。然而，由于生性厌恶这种“铜臭熏天”的地方，再加上了解各国借款给中国的不良动机，聘期一到，辜鸿铭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临走时，他还特意留下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又寓意深远的话：“银行家，就是当天气晴朗时，硬要把雨伞借给你，而阴天下雨时，又恶狠狠地将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本是辜鸿铭的随意调侃，最后却成了广为人知的英谚。 　　1920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旅游，听人说“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一定要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请他上门。年过60的辜鸿铭根本没去，毛姆只好找到辜鸿铭的小院子(今天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辜鸿铭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辜鸿铭是毛姆中国之行所遇到的第一个敢于当面挖苦他的人。毛姆说：“久闻先生大名，今天特地前来拜访。”辜鸿铭回答说：“你来看我，我觉得非常荣幸。”“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你们想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谈话中间，辜鸿铭最小的女儿进来了。辜鸿铭给毛姆介绍说，她是皇帝退位那天出生的，“我想她是新时代起源的使者”。又说：“她是这老大帝国覆亡的末了一朵花。”“你看我留着发辫”，他说，“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最妙的是，临别时，辜鸿铭送毛姆两首中国古诗。毛姆说：“你不同时给我一个译文吗？”辜鸿铭说，给他翻译就是给他伤害。毛姆不懂中文，后来请人翻译出来一看，原来是两首赠妓女的诗，令他简直哭笑不得。 　　清末民初，洋人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他们动不动就批评中国的文化落后、野蛮，这让辜鸿铭深受刺激。年纪轻轻的辜鸿铭，已经懂得如何回敬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了。除了幽默的讽刺，辜鸿铭还用英文写了很多揭露西方的文章，其中不乏机智犀利之作：“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据罗家伦回忆，当年他在国外看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辜鸿铭的用词和造句“令人拍案叫绝”。事隔多年，他还能复述这篇文章的内容。当然，辜鸿铭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并非总是这么理性。当外国人不时地说三道四的时候，他就会作出情绪化的反击——开骂。他骂英国人傲慢，法国人伪善，德国人自私，美国人庸俗，俄国人残暴……奇怪的是，这种情绪化的反击，竟赢得了欧美人的尊重。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认为得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鸿铭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鸟气。 　　五、骂人高手 　　辜鸿铭恃才傲物，好骂善辩，敢作敢为，是近代学界顶古怪的人物。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1902年慈禧太后68岁生日，大小官员祝寿。两湖总督府也大宴宾客，为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播唱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见场面如此奢华，联想到衙门外是路有冻死骨，不胜感慨地对邻座梁鼎芬说：“现在满街都唱《爱国歌》，却没有人唱《爱民歌》。”梁戏答：“你何不编一首唱唱？”辜鸿铭沉吟片刻，摇头晃脑一字一句念了出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语惊四座，哗然一片。辜鸿铭对晚清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辜鸿铭对袁世凯卑鄙、龌龊的行径尤加痛恨，或借题指骂，或当面奚落，或撰文警醒，深刻而淋漓。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以封疆大臣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鸿铭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辜鸿铭常借题发挥，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贱。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窃土匪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1911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世凯府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目前局势而没有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过仅为了一时，推迟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给了未来。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比人类流血还要更坏万万。他不仅毁弃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与文明……”袁世凯以粗野、浅薄、污浊、卑鄙的流氓手段，攫取了民国大总统之职。辜鸿铭在《流氓的化身——袁世凯》一文中，就袁世凯道德品质的败坏，作了最严厉的抨击和指骂：“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指辛亥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袁世凯是流氓的化身，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不过，在短时之内，中国一切精妙、美好、尊贵、崇高、亲切、声誉好的东西，都将面临毁灭的危险。辜鸿铭用英语写成《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用汉语写成《幕府纪闻》两本书，书中谩骂、讥讽、挖苦袁世凯之文字尖酸泼辣，成为海内外奇谈。辜鸿铭有一次谈到在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鸿铭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300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妓院。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鸿铭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300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class=’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