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总是彬彬有礼。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有一次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有些吃惊，难道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看来拉丁语太差，一时语无伦次。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这位英国教授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辜鸿铭，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英文报纸经常约辜鸿铭写文章，辜鸿铭就写文章批评学生不听话，闹运动。学生们有一次遇见辜鸿铭，说：“您老说夷狄和中华有区别，为什么先生在夷狄的报纸上骂我们呢？”辜鸿铭目瞪口呆，突然大怒道：“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们！”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问辜鸿铭：“老师，您去过不少国家，您认为哪个国家的人最懂得生活呢？”辜鸿铭回答说：“要说生话，我们中国人最懂生活。”辜鸿铭的回答引起了学生们广泛的兴趣，于是又有学生问：“最懂得生活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英文呢？”辜鸿铭掷地有声地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学好了英文，好去教育那些西方的蛮夷！”1919年9月初，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当时担任该校英文教授的辜鸿铭也坐在主席台上。轮到他站起来发言时，他的感情很激动，大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说到当官的，他骂道：“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提到著书立说，辜鸿铭也骂：“现在的人连做文章都做不通。他们的文章中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鸿铭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嬉怒笑骂，眼瞧着那些学生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又有谁比北大的学生更合适做他的听众？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有一次，他向学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中国社会大乱，时局不宁，主要元凶是没有君主。他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以证明此言不虚：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说到王法，还有一个笑话，辜鸿铭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题材调侃他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挡，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 　　四、为国人争面子 　　在近代中国，敢于著书立说，抨击西方列强，面对洋人敢于横眉冷对，调侃、嬉笑怒骂无所不及者，辜鸿铭可以说是第一人。综观辜鸿铭的一生，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令人叹服。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旅游，途经上海时，一位西方友人约翰斯曾握着他的手，特别提醒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 ”这位日本作家日后承认，约翰斯所言“真不我欺”。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一本书中也说，在一战时和战后的欧洲，与泰戈尔等著名东方圣哲齐名的，不是严复或梁启超，而是辜鸿铭。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之物，西方客人更是“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辜鸿铭是位反传教斗士。辜鸿铭爱国最突出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事件上。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假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对侵略者进行义正词严的批驳，为国人反洋教运动辩护。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其中规定有开发黄浦江一款，西方各国展开争斗。结果是上海道具体负责，各国领事协同办理。上海道特意聘请辜鸿铭任工程总指挥。辜鸿铭上任后不久，查出有两个洋人舞弊，冒领挖泥费白银16万两之多。领事极力袒护，辜鸿铭力争要惩罚。在有各国领事参加的会议上，领事们认为大家都不是工程专家，所查结果不一定准确，等专家审定后再说。辜鸿铭当即出示在德国所获得的工程硕士文凭，各国领事均无话可说。最后经过辜鸿铭的多方奔走，终于索回这笔巨款。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外国人，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看到他几叩几拜、口中念念有词的模样，就指着丰盛的祭品挖苦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啊？”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是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鲜花花香的那个时候吧！ ”令对方瞠目结舌。 　　1901年，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炮台时他挺身而出，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辜鸿铭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关注。他反对乱用洋人，不迷信西洋“改良”一切。他摆足架子接见毛姆，数落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 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洋人，揭露中国贪官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对于辜鸿铭“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鸿铭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泰戈尔获奖)。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1898年，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面；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鸿铭实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有力之宣传员也。”“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class=’pag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