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旧党是不甘心失败的，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神宗，他们甚至把皇帝的老娘高太后都请出来，要神宗慎重考虑改革的后果。首都有个守城门的小官叫郑侠的通过内线把一封信和一幅图交给了神宗。信里写的无非是些新法如何扰民的话，但这幅图却打动了神宗皇帝。图名叫做>，画的是穷苦老百姓流离失所，拖儿带女，逃荒要饭。有嚼草根的，有卖儿女的。还有身带枷锁，倒毙路旁的。而后面则是一班怒目圆睁的悍吏，做出各种凶暴的样子。总之是满目苍痍，惨不忍睹。那时候没有电视录像，图画就是最现像生动的表达方式了。神宗皇帝看了之后，只好不住地叹气，看来这新法确实得重新考虑考虑了，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那么当时的民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足不出宫的宋神宗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只能通过周围的官员来了解所谓的民情。信息论上讲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总会有噪音，有干扰，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无意的。当信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信息了，而是失真了的信息。有时候失真的程度重一点，有时候轻一点而已。宋神宗只能靠这些失了真的信息，来进行判断，做出决定。从旧党那了解到的民情是失真的民情，从新党那了解的同样也是失真的民情。足不出宫怎么可能了解到民情？但即便是出了宫又能怎么样呢？总有些官员会专门挑上司喜欢的民情上报，而把上司不喜欢的民情锁在办公桌抽屉里。即使是当今的前任总理朱熔基不也被安徽一个小小的粮站站长骗得团团转，还称之为人才么。信息是任何决策的基础，许多决策的失误都是由于收集的信息不够全面，或者不够准确，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决定。也活该王安石倒霉，从1073年熙宁六年秋天开始，全国一片干旱，赤地千里。当时的人都认为是政策失当，偏离了那个儒生们一生追求的道，老天要惩罚才有如此天灾。这罪魁还是王安石的改革。王安石却认为天灾是天灾，和人事没有关系。如果说他真的这么认为，那他真的是奇才，到几百年后西方新学开始传人的时候，人们才慢慢认识接受这一观点，而他当时就知道这个道理。也许他是为他的改革辩护而强词夺理呢，估计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了。神宗已经开始动摇了，再加上反对的势力一浪高过一浪，神宗终于顶不住了，把青苗免役，方田保甲都给废止了。不过很快他又后悔了，没过多久，又开始施行原来的新法。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也都疲了，虽又开始改革，但底下的人到底执行的怎么样，只有天才知道了。王安石感到心灰意冷，他于1074年熙宁七年的农历四月，回到江宁府当市长去了。但他的两个学生吕惠卿和韩绛在中央执掌大权，继续推行他的改革措施。以至当时的人称吕惠卿是护法善神，韩绛是传法沙门。没过一年，神宗皇帝又开始想念王安石了，于1075年熙宁八年二月，把他召回重新当他的总理。这时吕惠卿和王安石的政见有了分歧，王安石认为吕惠卿背叛了他，就把吕惠卿也贬去当县长去了。王安石又重掌大权。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王安石也经不起这折腾，改革的劲头也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再加上他和自己的儿子反目，儿子气得背上长了疮，竟然一命呜呼了。为什么古人都容易背上长疮而致命？前面提到的唐介也是因为背上长疮而死，明朝的徐达也是如此。史书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例子。难道古人喜欢光脊梁晒太阳而不涂放晒霜得了皮肤癌？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终于精疲力竭辞职不干了，重新回到江宁当他的市长，从此离开了权力中心。虽然还做过各种各样的高官，但那都是虚名，没有实际权力。到了1086年元佑元年逝世，终年六十六岁。当时的皇帝是神宗的儿子赵煦哲宗皇帝。王安石离开了权力中心，中央的新旧之争还在继续。新党的蔡确，王珪当政。蔡王虽然是新党，还在和旧党继续对抗，但这对抗已经慢慢地变味了。不再是改革和不改革的斗争，而是两派争权夺利的斗争了。只剩下神宗皇帝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着继续改革。没有了王安石这样的得力干将，新法改革也只能名存实亡。神宗皇帝支撑了八，九年也顶不住了，到了1085年元丰八年(神宗于1078年，把年号改为元丰)，也呜呼唉哉了，终年三十八岁，可谓英年早逝。神宗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时年十岁的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时的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后马上就起用司马光当总理。司马光一上台就废止新法，和王安石一个模式，把新党逐出中央，起用旧党派系的官员。八年以后，1094年是元佑八年，太皇太后也玩完了，于是十八岁的哲宗皇帝独立当政。他把年号改为绍圣，又开始起用新党章淳和吕惠卿。虽然说起用新党，但现在的新党不一定就是执行王安石的改革政策。新法连王安石都没法彻底进行下去，更别说名气，才能很声望都不如他的章吕了。1100年元符三年，哲宗皇帝也崩了。徽宗赵佶继位，他是哲宗同父异母的弟弟。宋徽宗任用蔡京当总理，蔡京才是个真正的小人，他以新党的名义参政，看到司马光掌权又去攀附司马光，是个专事投机钻营的官场混混。他虽然也号称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但这只是宣传的幌子而已。到这个时候，王安石施行新法，进行改革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于是一切还是依旧如古。王安石的失败当然有他本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基础。宋神宗和元老文彦博有这么一段对话，神宗对文彦博说，“新法施行以来，老百姓交口称颂，都说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利益，那为什么你们还那么强烈地反对改革呢？”文彦博回答说，“皇帝，你是用小民来治理国家呢，还是用士大夫来治理国家？”这一句话就点中了神宗的命门，也一语道破了历次改革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一个非民主的国家里，如果改革触犯的是当权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改革是永远不能成功的。不要讲什么“三个代表”，也不要讲什么“天下为公”，到了关键时刻，都是“鸟为食亡，人为财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