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书弹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家大漠西风飞翠羽江南八月看桂花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069年熙宁二年，神宗决定提拔重用王安石。皇帝虽然是拥有绝对的权力，理论上可以为所欲为，但朝中大臣的意见还是得听从。如果是在李唐晚期，要是得罪了神策军中尉(其实只是宦官，皇帝的家奴)，别说为所欲为，连小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朝廷官员们都已经听到风声要改革了，而且改革的方案并不利于他们。趁着皇帝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反对改革的官员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财政部长(三司使)唐介说，“王安石很好学，但他议论迂阔，好高骛远，如果用他当政必然是一天一个样，令人无所适从。”有人说，王安石眼睛白多黑少，一副奸臣相，象东晋的王敦，以后乱天下肯定是这个人。还有人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纪委委员(御史中丞)司马光也说他性格执拗，不明事理。总的来说，大家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学问，只是认为他气量狭小，不能容人，当个智囊还可以，要当总理，恐怕不行。但宋神宗有他自己的主见，还是提拔王安石当了副总理(参知政事)。并命他和第二总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升之一起建立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三司条例司)，开始进行变法前的准备工作。中央从此有了新党和旧党两派。王安石的一方自然称为新党。反对新法自然就称为旧党，司马光，吕诲都是旧党的老大。朝廷里的反对力量还是很大，神宗力排众议，把反对势力一一贬到地方做县长市长。其中包括另一个纪委委员吕诲，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当时的第一总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弼一看大势已去，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于是神宗用曾公亮，陈升之当总理，但还是信任依靠王安石。王安石大权在握，就引用他的弟子们，有吕惠卿，曾布，章惇?br>�苏辙等起草了富国强兵的新法�?br>富国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是农田水利，和王安石在宁波时候的做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二是均输，可以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丰年多收，歉年就可以少收。三是青苗，他在宁波的时候对这一点积累了很多经验。四是免役，免役并不说老百姓不用服劳役了，而是你可以出钱代替你的差役，国家花钱去雇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五是市易，就是国家参与市场经济，买贱卖贵，平抑物价。六是方田，重新丈量全国的耕地，按土地的肥沃贫瘠分为五等，按不同的税率纳税，坚决打击偷税漏税。强国法就是建立保甲制和保马制。青苗法是当时遭到反对最厉害的新法。从历史上看，宋朝是个施行仁政的朝代，老百姓相对赋税较轻，生活安定，没有大规模的农民暴乱。但并不是说人人都能丰衣足食，就是到九百多年的今天，农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更何况在那个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的朝代。当时的富豪们就专门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放贷，收取高额利息。如果债务人实在没法了，就低价收买他们的耕地，一点一点的兼并。兼并来的耕地又不如实上报，偷税漏税。万一有官员来查，摆一桌酒，请几个三陪小姐，再塞个红包，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象那些庄稼汉，田舍翁那样老老实实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几辈子也是个穷命。王安石的新法一施行就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老百姓都去国营银行去贷款了，谁还到他们那儿去贷款。不能放贷还怎么兼并，没有兼并，偷税也无从说起。别说三奶四奶，可能连二奶也娶不起了。所以这青苗法是要坚决反对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就是体改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苏辙的反对理由是，钱到了老百姓手里，你不能保证他们不乱花。有游手好闲的刁民拿了钱就去吃喝嫖赌，也不好好种地。到了该还钱的时候，没钱！你拿他怎么办？于是乡长只好带着派出所警察，开着警车，带着手铐到村里去收款。动不动就拆门板，砸铁锅，搞得鸡飞狗跳，乡邻不宁。这样不但不能帮老百姓，还是害了老百姓。王安石也觉得有理，于是青苗法就暂时没有颁布施行。但他的决心还是没有变，一直在罢乙桓龊鲜实幕�会�?br>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甚至都用不了几个月。京东地区的财政厅长(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来拜见王安石。说京东地区的老乡们没钱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希望能有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以度过难关。如果把京东地区上缴款留下五十万来，一年就能获利二十五万。(奇怪这岂不是50%的高利贷？)王安石听了喜不自禁，一拍大腿说，“这不就是青苗法吗？”。于是在1070年熙宁三年，神宗皇帝签字盖章后颁布施行青苗法。先在京东，河北，淮南三个地方施行，以后慢慢推广全国。并特地说明青苗贷款完全自愿，不得强迫。青苗法施行以后，各地地方官纷纷上疏，有的(比如说王广渊)说老百姓歌功颂德，也有的说老百姓叫苦连天。总之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还是以反对的声音更大。一个原因是青苗法本身就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反对是正常的。两晋南北朝时代，做官的都是贵族出身，讲究的是门第高低。象东晋的王姓门阀和谢姓门阀，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隋唐虽然有了科举制度，但还是不严格，考试舞弊递条子的现象是习以为常。门第还是重要的，崔姓卢姓的弟子做官升职还是要来得容易些。宋朝的科举制度比隋唐时代要严格得多，官员也大多是寒门出身。但能够读得起书的还都不是那些迫切需要青苗贷款的人家。做了官就是士大夫，当然也需要盖房置地，三妻四妾的。如果没有兼并，如何能“千亩良田丘丘水，十房妻妾个个美”？老家的老爷子写信来说，今年都没法放款出去了，秋后也不会有多少收入了，这罪魁祸首就是王安石的青苗法。第二个原因是朝廷里反对新法的都被贬到地方当地方官去了，他们自然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出新法的缺点。他们可以谎报民情，也可以用各种办法来阻挠。一个方法就是强制摊派，虽然皇帝说了完全自愿，不许强迫，但中国历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今政府也是今天一个文件要减轻农民负担，明天一个指示要废除不合理费用。但从来只见到，文件越来越多，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反正老百姓又没文化，不懂中央政策，还不是我“现管”说了算。偶尔有个别泥腿子想向上头反应情况，我搞你个越级上访，派人到汽车站，火车站把你抓回来。即使到了京城，也得让我去把你领回来。当时被罢到河北的元老韩琦给皇帝写信说，青苗法一施行，民怨沸腾，当官的也不看实际情况，硬要摊派。城市里面有好多小商小贩，有卖豆腐的，有卖烧饼的，根本就没有青苗，不种地，官府也硬要他们贷款，到时候收取高额利息。青苗法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所以我还是请皇帝停止施行青苗法吧。神宗听了就说，我不是明确强调不许硬性摊派吗，怎么到你们河北还搞这一套？真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青苗法还是要坚决施行下去，王安石我还要重用。谁不搞改革谁下台。正好到了这一年的十月，陈升之的母亲去世了，回家守孝。于是王安石就顺理顺章地被提拔为总理，大权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