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大凡改革都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通过改革有部分人得利，有部分人失去原有的利益。中国历代的改革，从商鞅到王莽，从王安石到张居正，都是想通过剥夺特权阶级的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的财富和权利，以到达国家富强或平息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的目的。所以无一例外的遭到特权阶级的强烈反对。1979年邓小平的改革不在此列。1979年的改革恰恰相反，是想通过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财富平均分配的弊端，求得社会的发展。它没有触及统治阶层的实际利益，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有的也只是姓资姓社的无关痛痒的争论，但端起碗来吃的是肉，而不再是以前的玉米糊糊的时候，谁也不出声了。历次改革有不同的情况，秦国的商鞅是个冷面铁血的家伙，凭借手中的权力，用铁腕推行他的改革。谁有不同的意见，二话不说，杀头，车裂。就这样才使得他的政策能推行下去，从而使秦国一跃成为头号强国。然而贵族阶级是不甘心失败的，千方百计地想复辟，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借口，以里通外国，阴谋颠覆国家的罪名，把为秦国立下大功的商鞅五马分尸了。王莽也不例外，虽然贵为皇帝，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连自己的小命也没保住。张居正是凭借他曾经一直是皇帝的老师，再加上总理的身份，而且那时候皇帝根本都不露面，不和朝廷大臣见面，一切都是张居正说了算，他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就这样才能勉强推行他的一条鞭法。即使是这样，等他死了以后，反动派疯狂地反扑复辟，把给他的谥号和赏赐全都给剥夺了。王安石面临的情况也差不多，几乎是四面楚歌。现在不同于商鞅的时代了，宋朝皇帝施行的是仁政，不能和秦国的苛政相比，对于反对势力，不能随随便便地杀头，连皇帝也只能不断地把反对势力贬到地方去。实际上宋神宗还从来没有以反对新法的名义处死过一个官员。但新法的施行还得靠这些地方官，所以王安石面临的阻力之大可能出现他自己的想象。士大夫们治理国家，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标准，那就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既然皇帝的利益都比不上老百姓的利益重要，士大夫们就更不能光明正大地说改革是不符合我们士大夫阶级的利益的。从政策上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旧党们就开始从道德上找新党的漏子来打击新党。传统的儒生，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最害怕被人扣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帽子，被划入小人奸党一类。对王安石的攻击就不用说了，说他沽名钓誉，说他厌古喜新。但王安石有神宗皇帝做靠山，旧党看扳不倒他，就开始把攻击目标转移到他手下的人当中去。王安石有个学生叫李定，忠心追随王安石，被提拔为纪委委员。他的生母仇氏去世了，他并没有按惯例，向上级汇报，要求回家服丧守孝。以前的官员如果父母去世了，就需要向上级报告，要求去职回家服丧，叫作“丁忧”。只有皇帝觉得你的责任重大，离开你就不行的时候，才可以要求你不必回家服丧，而是留在原有的岗位上，继续为国效力，这叫“夺情”。明朝的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就是被皇帝“夺情”，继续当他的总理。而曾国蕃则是因父亲去世从京城回家“丁忧”，才创办了他的湘军。现在李定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反而隐瞒不报，被人揭发，这可是大大的不孝，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象这样的人不应该留在朝里做官了。李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他的生母老早就改嫁了，他根本不知道谁是他的生母。旧党们可不管这些，继续把他当靶子猛烈地轰击，并举出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例子，来说明朱寿昌的孝和李定的不孝。朱寿昌是个某县的县长，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他的父亲赶出家门。后来他的母亲就改嫁了，好象改嫁还不止一次。他也不知道他的母亲到底在哪里。但他思念自己的生母，放弃县长不当了，到处去找他的母亲。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母亲到底还是被他找到了。但最后李定的事到底还是不了了之了，也没有人再追究。王安石毕竟不是圣人，虽然当时有人把他比作孔子，把他的学生吕惠卿比作颜回，王安石还是一个凡人。他的道德不是至善至美，无懈可击。说他刚愎自用，容不得不同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在陆续推行了更戌法和保甲法后，王安石于1071年也就是熙宁四年，开始了科举改革。他废除了以前必考的诗赋和贴经，以经义，论和策为主，也就是考议论文。他重新注释了>>和>，考试必须得以他的注释为准，以前儒生的注释一律作废。好象一个学阀。而且他动不动就提拔赞同新法的人，打击压制反对新法的人。地方官的奏章如果对新法不利，就扣押不上报神宗。这颇有点顺我着昌逆我者亡的味道。王安石有个儿子叫王雱，和他老爹一个德性，也是才高八斗，恃才傲物，走起路来鼻孔朝天，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有一天大儒程颢到家里和王安石来商量国家大事，他也在一旁。谈着谈着他和老程的意见不合，就开始争吵，吵着吵着不过瘾，到后来甚至掳起袖子要揍老程。王安石家教不严，有其父必有其子。王安石和他的儿子性格上的缺陷成为旧党攻击新法的工具之一。文人之间的相争，往往会离开争论的正题反而转到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象王安石父子这样的人，在当时崇尚中庸的时代，绝对是另类。有些人本身其实不反对新法也会因为他们的性格和作派而转到旧党的一方。王安石可不管这些，继续他的改革。1072年熙宁五年接着再推行了方田均税法。也许是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安石要创议开边了，这本身就是神宗要改革的目的之一。于是派出三路大军，分别扫荡西北西南的羌蛮少数民族，结果是大获全胜。这在宋朝可不是件小事。宋朝和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时常有摩擦，也有过几次大战，从来没有取得过胜利，结局总是以钱物换和平。虽然这些部落民族的战斗力和契丹，西夏不可同日而语，但神宗还是把这当作一次伟大的胜利。大摆庆功宴，并把身上佩的玉带解下来，当面赐给王安石。这是王安石势力到达顶点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