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它可以作为我国尧舜禹时期社会已经进入初期国家的标志。据《尚书》等史籍记载，尧舜禹时期国家机器已初具规模。当时已有十二牧、司空、司徒、后稷、虞、典乐、纳言等各种职官，管理国家事物；有流放、官刑、教刑、赎刑等成套刑法维护社会秩序；又有强大的军队放驩兠、竄三苗，对外族实行征讨。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发展已脱离了氏族部落阶段。从考古发现来看，当时与陶寺城址同时存在的城址很多，正是邦国林立，彼此展开武力兼并、掠夺的反映。这种频繁而具规模的战争，必然会促进国家形成和君王权力的集中。可以说，城就是某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政治中心，在这个意义上，都城就是国家的物化标志。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它能够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个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而“筑城以卫君”，陶寺城址的兴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和考古发现考虑，似可把陶寺城址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           　总之，陶寺城址是我国尧舜禹时期的一座都邑性城址。它的存在，表明当时社会已经突破了氏族部落阶段而进入了初期国家阶段。因此，它在探索我国古代文明起源这一学术课题中具有突出地位。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2002总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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