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址东南部Q5、Q6之间，还钻探出一堵方向与Q6垂直的墙，编号为Q7，其北端与Q6相接，长度可确定部分长约50米。        西面城墙情况不明，可能已毁于宋村沟。    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墙体又叠压着陶寺文化中期的遗存。由此可以推断陶寺文化城址年代大致属于陶寺文化中期。但据遗物分析，有的城墙建筑年代略有先后，如北面的三道墙体呈逐步外移之势。               在城内，还发现有夯土墙四道，编号分别为Q8、Q9、Q10、Q11。其中Q8呈东西走向，长约200米，宽约4米。这些墙体形状和性质尚未明了，不排除是大城内有小城或大型建筑群围墙的可能。此外，还发现有一些夯土遗存，最大的面积可达80平方米，或许是大型建筑基址。               另外，在北面城墙Q1北侧，还新发现了一处陶寺文化晚期的墓地。清理了12座。其中M11是座中小型的竖穴土坑墓，发现了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属于砷青铜。        陶寺城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一、它为探索尧舜禹时期都邑性城址提供了重要的研讨对象。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省西南的临汾地区。史籍记载，临汾古称平阳，这里曾是“夏墟”、“尧都”故地，史家有“尧都平阳”和禹“又都平阳”之说。陶寺城址属于陶寺文化中期，按碳十四测年估计，当在距今4400~4200年之间，大致与尧舜禹时期相当。陶寺城址规模宏大，面积达200万平方米以上。它比王城岗、平粮台等城址大许多倍，比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山东茌平教場铺城址大100多万平方米，也比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大数十万平方米，是全国同时代的城址中最大的一座。尽管我们现在尚未无确证可以说明它与“尧都”或“禹都”有何必然的联系，但它在地望、年代与规模等方面，都与尧舜禹时期都邑性城址条件相称。这就为探讨尧舜禹时期都城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的研讨对象。           　第二、它使陶寺遗址所具备的文明迹象更为鲜明和全面。城址、金属、文字、阶级、礼制等事物的出现常视为古代文明形成的要素和标志物。陶寺遗址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掘曾发现过不少与此相关的遗存：在清理的1300多座墓葬中（这只占整个墓地很小的一部分），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几座大墓长3米余，宽2米余，每座出有一、二百件随葬器物，其中有鼍鼓、石磬、土鼓、龙纹陶盘等礼乐重器和成组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和玉石器。几十座中型墓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物，出有陶器、玉石器、木器等物。上千座小墓随葬品十分贫乏，有的一无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社会确已存在阶级，贫富分化明显。大、中型墓随葬的玉石木器与陶器常常成套出现，漆木器与陶器互相配套，显示了礼制的特征。居住址发现的一个扁壶上朱书有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的字符，估测文字在当时有可能已经产生。一座墓内发现了一件用复合范铸造的红铜铃，确证当时已有金属制品。现在，又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城址，并且发现有砷青铜制品。这就使陶寺遗址所具有的文明迹象更为丰富和突出了。象陶寺遗址这样有诸多文明要素和标志物同时存在的情况，在同时期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因此，陶寺遗址可以视作探讨我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