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种种，绝大部分均不能从考古学得证，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建立不能联系，所谓“黄帝图腾”是值得怀疑的。按“古史辨”派学人的观点，“黄帝”是古人臆想中的一个天神，并无与之相关的族群、部落，则“黄帝图腾”自然属子虚乌有。据当世一些学者的研究以及笔者的观点，古代文献、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是实有其族或部落、部落集团的，主要即指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参见拙著《“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据此，黄帝部族图腾当从庙底沟类型动、植物形象中去寻找。庙底沟类型器物中最主要的动物纹样是鸟纹和蛙纹，主要的植物纹样为玫瑰花、菊花（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5—16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前述黄帝部族“图腾”中虽然有鸟、蛙，但庙底沟类型的鸟纹、蛙纹主要为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所继承，史前考古学文化中的这种源流关系却与古史传说中的黄帝裔谱系不相吻合（如黄帝、颛顼、鲧、禹）。虽然也有学者将马家窑文化蛙纹图案与夏朝的建立者夏族联系起来（陆思贤《“於菟舞”的发现对解释马家窑文化“蛙纹”或“人形纹”图案的启示》，《史前研究》辑刊，1990—1991年），但传说中的鲧、禹却是鱼、龙、蜥蜴之类，而非鸟或蛙、龟类，相反出现蛙龟类纹饰（青铜器）以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代却不是以黄帝、颛顼为祖先，故鸟纹、蛙纹非黄帝部族之图腾，亦非商人之图腾。古代文献和传说中黄帝部族之“图腾”并无玫瑰花、菊花之类，故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玫瑰花、菊花并非黄帝部族之图腾，当然亦非庙底沟类型居民之图腾，这同时也佐证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的鸟纹、蛙纹也不能以图腾视之。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的玫瑰花以及一部分菊花图案，也被研究者认读为真螺旋、流动的曲线带、“涡纹、三角涡纹、圆点”、圆点勾叶凹边三角等曲线花纹配成的纹饰、回旋勾连纹、弧线三角纹、圆点勾叶弧线三角和曲线构成的带状花纹、“月亮纹、勾叶纹”、勾叶纹、“旋花纹，鱼眼，变体鱼纹”、勾羽圆点纹、自由曲线纹、圆点勾叶弧三角构成的植物花卉纹、圆点勾叶弧边三角组成回旋勾连图案、“单旋纹、双旋纹、重旋纹、杂旋纹”等等（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显然，它们不可能是庙底沟类型居民或者黄帝部族的图腾。庙底沟类型中最重要的器物纹饰即是所谓玫瑰花、菊花图案（苏秉琦）或旋纹（王仁湘），然后是两种动物纹样鸟纹和蛙纹，它们并非图腾，亦说明或证明其他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的动、植物纹样并非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