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上述种种“图腾”依据和观点可知，所谓黄帝部族的“图腾”，实在是一笔糊涂帐，同时它也证明所谓文献依据、文字学依据，并不一定可靠（在笔者看来，文献文字都是可靠的——存在即事实，但今人的解读可能没有与古人的思维方式合拍，没有发现和找到古代文化中各种事象产生的原因，没有分清字面意思、象征意义或者隐喻及其关系，没有清理相互之间的源流关系、脉络关系、衍生关系等，故大多停留于孤立的字面意思，也互不相洽）。有些著作说龟是黄帝族的图腾，龟蛇合为黄帝族的龙图腾，又说熊是黄帝族的图腾、龙是黄帝族的图腾，乃至说“黄帝号为有熊氏，应该是以熊为图腾；炎帝姜姓，应该是从女从羊的意义，应以羊为图腾；伏羲、女娲、共工都是人首蛇（龙）身，应该是蛇（龙）的图腾；少昊以鸟名官，应该是以鸟为图腾；颛顼在《五星占》（长沙马王堆帛书）中写作瑞玉，应该是以玉或石为图腾；有蟜氏‘骄虫’、‘螫虫’、‘蜂蜜之庐’可知以蜜蜂为图腾；有巢氏应该是以树木为图腾；燧人氏应该是以石或火为图腾”（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71—72页、206—20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这样的图腾观念和研究，其实迹近于信口开河。中国的龙，在距今一万年前山西吉县柿子滩龙纹岩画中，已是“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形成多源复合神灵”（干振玮《龙纹图像的考古学依据》，《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到距今六、七千年前有赵宝沟文化鸟首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陆思贤著《神话考古》292—293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以及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鳄鱼龙，到距今5000年前有红山文化综合了熊、猪、马、蛇等形象的玉龙以及内蒙古清水河出土庙底沟类型巨型鱼龙夯土雕像（《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9日报道），到四千多年前陶寺文化的蟠龙、二里头文化一首双身龙纹陶片，到商代接近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汉代以降的“九似”说，这用氏族分裂或氏族联合成部落都是讲不通的，用黄帝部族或华夏集团统一各部更是讲不通，所以龙不是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