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殡那天，八十人的“皇杠”抬着老袁从当了三个礼拜灵堂的怀仁堂出来，已经诵了三七二十一天经的和尚、道士们，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为这个要回老家的亡灵大声超度。新华门外搭的三座素彩牌坊下挤满了貌似悲伤的各级官员，出人意料的是，本应亲自执绋的继总统黎元洪却并未没有露面，只是在灵柩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他才跚跚而至，且一言未发，只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一个鞠躬礼后(至少差了两个)，便转身回他的办公室上班去了。 　　本该由继任总统主持的公祭仪式，也由段总理代表了。 　　黎元洪知道，自己的这番轻慢态度不可能不激怒欲化悲痛为力量的老段和那一班北洋军阀们。他一直是“他们”之外的一个。 　　他当然更知道，老段在清朝时就是军统(军长)和提督(军区司令)，属封疆大吏一级的人物，在论资派辈的官场上，这足以让段祺瑞很看不起自己。虽然自己也是科班出身的北洋军人，但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派，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那个北洋陆军不是一个“派”。所以，他一个南方人，因部下的意外起事而当上副总统，进而当上总统，这一切，全是以老段为首的北洋军人们的抬举，自己要坐牢元首之席，必须让着段总理点儿。 　　开始时，两人关系还算融洽。这位“好人政府”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天真地以为袁时代的个人专制将葬送在自己手中，一个西方式的中国将统一起来并摆脱困境。为此，他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他还拟按美国模式将中国地方分治，为此他延请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参与起草相关法案；他把袁时代的总统府预算从一百九十多万元一下子降至仅不到五十九万元。北京政坛上，居然有了点“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气象了。 　　须知，蔡元培先生正是被黎元洪亲自任命为北大校长的，由是而使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李大钊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成为一呼百应的时代巨子。 　　回溯北洋时代，没有哪一任最高统治者能比黎元洪在台上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不幸的是，温文尔雅的黎总统偏偏遇上了个性情刚愎的段总理。老段是个不要名分要实权的人，他认准的事，必须要做，而且还要别人做。这就很让名义上的领导伤脑筋。 　　先是为国务院秘书长一事，“府院之争”的政坛闹剧开始上演。段提名其最信任的弟子、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嫌其锋芒毕露得罪人太多而不同意，公府(府)与国务院(院)的人事拉锯战终以大总统退让而结束。那边老段遂愿，而这边的“菩萨”就必须咽下一口恶气。 　　果然十三岁即中秀才的政坛奇才徐树铮“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先大总统袁项城评语)，上任后，依恃段总理的信赖，不光不把其他阁员放在眼里，竟也不拿国家元首当回事儿！一桩极端的例子令黎大总统恼怒得无以复加—— 　　那天，徐树铮前来“公府”呈送一份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黎元洪要留下审阅，不料，盛气凌人的小徐将军居然颇不耐烦地说：“总理那边已经定了，总统就不必看了，只管盖上章就行了。”瞧瞧！这哪是一个政府官员对大总统应持的态度？ 　　黎元洪决不当盖章机器！在当政第二年的春天，为中国是否对德国参战一事，内阁通过了与德国绝交书，段总理咄咄逼人地亲率全体阁员来“府”请总统盖章。黎以“事关重大当再考虑”为由，未允盖章，老段竟愤然递了辞呈，一甩手去了天津！在身边一帮政客的鼓噪下，黎元洪终于忍无可忍——不干拉倒！遂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 　　黎、段之争终于白热化。 　　“府院之争”的种子，其实在东厂胡同打哑剧时就开始萌芽了，黎元洪当总统后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一次次争执，成了民国五年至民国六年间(1916－1917)政坛上最引人入胜的格斗表演，是彬彬文人对赳赳武将的过招。无论当时谁败谁胜，其结果总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温和的黎元洪很少拍案而起的时候，但每次忍无可忍“拍”过之后，都惹来巨大的麻烦。与段祺瑞反目，算是他从政史上的第一次大麻烦。他二度出任大总统时，也曾糊涂一“拍”，把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拍进了监狱，只因听信了众议院议长的“有罪推定”，他竟下手谕把当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的财政部老大关起来审查！半年后，京师地方法院的对罗案的无罪宣判书，其实也是对刚刚下野的黎氏的冲动一“拍”的问责宣言。 　　权力从来因人而异，对性情刚烈的强人来说，只要有实力，名义可有可无；反之，则名实难副，要么当个舒舒服服的傀儡，要么活活被气死。不信，你看，光绪贵为一国之君，却连自己最爱的女人的性命都保不住，更管不了襄助他改良大业的维新党人的死活，最后，连自己的皇位也差一点丢了；而老袁当权时，却管他什么议会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从来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黎元洪自忖不是铁腕袁世凯，但又绝不愿做光绪第二。于是，就难受，就幽恨，就每每在这假山上下踱来踱去最后终于踱不下去了。 　　民国六年(1917年)初夏，让他不得不逃出此宅的，竟是他请来北京“调处国是”的长江巡阅使张勋上将！众所周知，彼时，一直留着长辫以示对清王朝依恋的“辫帅”张勋率所部五千人马抵达北京后，竟然上演了一出“宣统复辟”的历史闹剧！ 　　大是大非面前，黎元洪再一次表现出了忠厚人的执拗——他正告前来劝他奉还政权的张勋的说客： 　　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节，当以全国国民之公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 　　复辟闹剧上演的第一天，他即命人从上海通电全国： 　　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7月1日)清室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它。 　　“始终民国，不知其它。”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在原则问题上，黎元洪一步也不让！ 　　第二天，他在亲随的护送下，出新华门，绕道至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自保。此时，又连下两道大总统令，一、依照《约法》的相关条例，任命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二、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好在段祺瑞大事不胡涂，以国家为重，当即在天津马厂举兵誓师讨伐张勋，并在打败“辫帅”之后，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诚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已心灰意冷，当天即通电引咎辞职，即使冯国璋来电表示奉还大总统职权，他也复电不受。在冯氏回到北京宣誓就职以后，他便携家眷亲随黯然离开了北京“大德堂”，赶往天津，当寓公去也。 　　查史籍，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晨，张勋拥溥仪复辟；2日晚，黎元洪赴东交民巷避难；3日，段祺瑞马厂誓师，14日进入北京，并迎大总统回东厂胡同私宅；8月28日，黎迁居天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和黎氏的命运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class=’page’>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