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人招收未来海军人才的条件很严格，两项硬性规定：一、“年在十六七以内”，二、“直隶本籍或外省寄居良家子弟”。超龄大青年黎秉德只具备第二条资质，但为了实现“弃文修武”的人生之梦，他瞒了两岁报考，终如愿通过了天津道和学堂的面试，成为该学堂第一期管轮班学生。该班监督(班主任)为福建人萨镇冰，也就是后来成为清国海军统制(司令)的泰斗级人物。 　　有幸入学，却不幸丧父，入学后，黎将军突患恶疾撒手人寰。黎秉德闻讯赶回北塘时，父亲已经魂归西天。亲人转述了死者的遗言，要黎秉德努力求学，谨慎出处，学成后为百姓和国家服务。黎秉德垂泪铭记，并在当地草草安葬了父亲。十几年后，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曾派人带京城的风水大师回北塘为父母重选新址立墓，了却了当年无力厚葬亲人的遗憾。 　　光绪十四年(1888年)春，经过长达五年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班第一期学生们参加了毕业典礼。已经改名黎元洪的他，因学习成绩一贯优良、舰上实习表现突出而获赏六品顶戴，嘉奖是学堂报禀李鸿章大人亲自批准的！ 　　正所谓“好事成双”，就在这一年，他把早年父亲在汉阳为他订好的亲事变成了张灯结彩的婚姻——这位二十四岁的海军下级军官娶下十八岁的吴敬君为妻。毕业后的半年内，他在北洋水师的主力舰上实习，从天津到广州，战船把南北各港口走了一遍，他也对清国海防有了直观的了解。实习结束后，他被海军衙门分配到广东水师“广甲”舰上任三管轮(即俗称的“二车”)。海军为大清国的新军种，待遇大大高于陆军。当上二车，月俸即高达六十两，养家糊口全无问题。又因广甲舰的锚地在清国第一大口岸城市上海，他又成了“十里洋场”的驻军军官。服役期间，因表现优异，他被晋为二管轮，赏换五品顶戴。 　　甲午年(1894年)夏，正好而立之岁的黎元洪随舰参加了极为悲壮的清日甲午海战，而且是极少数死里逃生中的一个。漫漫数千年中国历史中，不知哪一位君主比黎元洪遭受的磨难更长久——广甲舰正在黄海参加清国第二次海上检阅时，战争爆发，本舰奉命参战，却在大连湾触礁搁浅，因遭倭海军鱼雷艇追击，管带下令沉船。铁甲轰然沉沦，将士全部坠水，绝大部分官兵悲壮殉国。后来，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上说，黎元洪当年“愤甚赴海”，可见当时场面之悲壮。有幸的是，这位水性不佳的海军军官，靠一个救生圈在茫茫黄海里漂流了几个钟头后，竟被浪潮冲到岸上！ 　　按说，有这样一段为国浴血奋战史的国家领导人，一定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是，黎元洪只是反动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全体坏人中的一个，至于他早年是否有过报效国家的光荣履历，负责注释历史的人从来不告诉我们。 　　威海的刘公岛也不告诉我们。 　　我曾两登刘公岛。第一次是1994年，恰是千古伤心的“甲午海战”爆发的第一百周年；第二次上岛是在翌年，亦即中国海军被矮壮的强邻堵在自己的司令部里被捣毁的第一百年。我是忍着一个中国人的屈辱来触摸北洋沉锚的。 　　说实在的，我很失望，恕我不再提及在原“北洋水师提督署”里看到的那些糟践自己先人的展览内容——从苦撑残局的国家重臣李鸿章，到仰药自尽的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从一艘艘军舰的管带(舰长)，到那些模样陌生的外国军事顾问，除了一个壮烈殉国的邓世昌之外，展览文字把战时的主官几乎骂遍了——“无能”算是好的，“贪生怕死”是一般称谓，“卖国贼”是最高头衔。而恰在这一年秋，我去了趟日本，在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那座城市(今下关市)，参观过一座带有中日战争遗物陈设的博物馆，发现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哪怕是失败了的军人前辈也充满敬意而决不轻慢！ 　　黎元洪在战争中只是广甲炮舰底舱里的技术官员，论级别还不够挨骂的格，所以，刘公岛就没顾上唾骂这位至少算是“贪生怕死”的日后的大总统。 　　黎元洪尽管是个公认的忠厚人，但却并不贪生怕死，这在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会一再体现出来。 　　从汪洋里拣回一条命的黎元洪不甘平庸，次年南下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延才馆”，其治军之才得以显露，遂从底层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由护军马队营帮办做起，一直官至武职从二品的副将。尤其受张总督之派，三度赴日考察军事，眼界大开，统军思想也为之一新。经十年奋斗，这位前海军下级军官一跃而为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驻鄂国军的第二号首长，比他官衔大的，只有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老家搞的那次“彰德秋操”，不光让朝廷发现了袁氏的统军能力，也顺便发现了“南军”实际指挥官黎元洪的不可多得。演习结束后，袁世凯高兴地向朝廷打报告说： 　　至就四省(直、鲁、鄂、豫)军队分析密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老袁赞扬的“湖北一镇”，即驻鄂陆军第八镇(师)，统制张彪虽是张之洞的“丫姑爷”(张家婢女的丈夫)，但具体指挥者却是协统黎元洪。 　　两年后的深秋，朝廷在太湖一带又举行了一次秋操，黎氏的二十一混成协再次成为南军的主力。是次“军演”结束后，黎将军再度获得朝廷嘉奖，成为朝野刮目相看的著名中年将领，其统辖的部队，也成为声誉仅次于北洋军的一支国防劲旅。 　　两次“军演”，也使当年的“会操大臣”袁世凯牢牢记住了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其人。三年后，荫昌奉旨南下指挥平定武昌兵变，途经彰德府时，下车看望并请教在当地“养疴”的老袁。不知深浅的国军统帅说：“武昌系乌合之众，无人主持，不难扑灭。”老友袁项城却正色提醒他：“湖北以黎元洪为将，何谓无人？”可见黎氏虽官职不高，但早已是朝野共瞩目的人物。 　　黎元洪在仕途上进步慢，似与其谦让有关。恩师张之洞上调中央后，新总督赵尔巽到任，发现第八镇的张师长似不如第二十一混成协的黎旅长能干，遂动了“换马”的念头。黎元洪窥知其事后，力辞不就；而张彪也赶紧写信向在京当军机大臣的老领导兼干岳父张之洞求援。赵尔巽很快就被朝廷调往四川了，新来的领导是陈夔龙。恰巧陈大人的女儿不幸夭折，湖北官场照例掀起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进献礼金的高潮。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看不起腐朽官场趋炎附势那一套，这可能与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明思想和三次在日本考察不无关系。张彪筹集了十万银两向总督大表忠心，其它同僚也纷纷用重金孝敬领导，惟黎元洪这个正需要提拔的旅长却仅凑上寥寥数元“意思意思”，转过身来，却为饥寒交迫的汉口灾民捐出了多达三千两银元的善款，一时大得人心——他月薪为五百两银子，三千元是他半年的工资啊！这可不是“作秀”，历来大小官员们“作秀”总是花公款。 　　对上级不卑不亢，对下级却关爱有加。一位士兵闻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后，恍惚欲以身殉母。黎元洪闻知，亲往该兵班上慰问并致送八十银元嘱其归家安葬亡母，后还保举其进入军校。刚才说了，协统大人的工资不薄，拿出六分之一的工资帮助一个无名小卒倒也不算多么了不起，但这却体现了一个长官的高尚情操。 　　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对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下属的宽恕。他的一个护兵，暗中参加了革命党，某日收到革命党领袖黄兴的一封密信。黎元洪无意看到这封隐语颇多的信后，已经猜出大概，但却并未深究，反倒让该兵赶紧“养病”去也。还一次，他撞见一个擅自剪去发辫的学兵，他非但没发怒，反倒极出众人意料地说了句：“去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掉这让人笑话的猪尾巴，你这是领导了文化上的风头啊！”)一句话，在场所有人的惊恐涣然冰释。更有甚者，他索性对官兵们说过很不“讲政治”的话：“剪发自便”。按说，暗中勾结“乱党”与妄自剪掉清朝标志的辫子，这可不是有违军纪的大过，不是关几天禁闭、挨几十军棍就能了结的小毛病，而是罪在不赦、难逃杀身之祸啊！但谁也想不到，天大的“反动行为”，到了协统大人这儿，却是波澜不惊，烟消云散。 　　是啊，正是这个人在政治的开明和对属下的宽厚，才使他在湖北军政界博得了极好的口碑，不然，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革命党与立宪派哪会一下子想到了黎协统？ 　　关于黎元洪被迫参加起义一事，长期的说法很有传奇性，说他是被起义士兵从别人家的床底下拿枪逼出来的，故有“床下都督”之谓。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就有黎氏与亲历者都写过，当时他确实避居部下室内，但却并未尴尬到趴在床下躲藏起义士兵的搜寻，从军几十年的明智的将领，知道既被乱兵包围，便无处可匿，况且中式雕花大床，哪里能爬进人去？ class=’pag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