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整整二十年后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回来了，却是躺在巨大的楠木棺里回来了，是被国民政府隆重地自天津运回武昌的。是年，黎元洪已在津门过世已五载矣！ 　　再说回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总统府侍卫长荫昌等代表老袁到车下迎候。隆重的欢迎仪式过后，他被接上了那辆中国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而这辆大总统的专车，除袁本人偶尔乘坐外，只在上一年夏天拉过来京的孙中山。 　　黎元洪被袁大总统像迎国宝一样地迎进了“新华宫”，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中南海。 　　民国时代的北、中、南三海，不再是清王室的“西苑”，北海辟为国民的公园，但中海与南海却成了“公府”及总统官邸。袁大总统从铁狮子胡同把繁多的政务和同样繁多的家眷一道搬进了中南海后，改名新华宫，中南海遂又复为禁地。 　　老袁差人把“副总统办公处”的牌匾挂在了南海最优美的瀛台上的庆云殿大门上方。黎元洪的家，自然也安置在了瀛台。 　　凡进过中南海的人都知道，新华门与瀛台一南一北，隔一汪碧水(南海)，遥遥相对。 　　1983年春，我曾有幸两入中南海参观。在被称作“拨乱反正”的那个时期，中南海东侧的毛的旧居一带曾不公开地向人们开放过。 　　瀛台的确很美，不大的人工岛上，有宏殿琼阁，有奇石异木，而且，它的色彩十分瑰丽，岛上的皇家建筑不再是单调的明黄色与朱红色的交响，在黄与朱之间，古建筑师巧妙地加进了一方方绿莹莹的琉璃砖瓦的音符，使壮丽的瀛台既不失帝王之气，又不乏人间的平实。 　　上世纪五十年代，健康的毛泽东常从自家的“菊香书屋”小院儿里步出，经过曾是袁世凯住处的丰泽园，往西没多远，就踏上了登瀛台的宽桥。 　　这座用黄与绿琉璃砖与瓦砌成的桥，是登瀛台的唯一通道。 　　光绪皇帝被困岛上时，没有这座桥，慈禧老太太让她的过继儿子老老实实呆在仙境里悔过，如需下岛，则由太监们划船“接驾”。若不是想到可怜的载湉人生的最后十年一直困在岛上并最终死于岛上的涵元殿里，我还真要在垂柳依依波光涟潋的瀛台上沉醉呢！ 　　那会儿我并不知道，光绪之后的另一位大人物也曾是这美丽岛上的孤寂囚徒，只不过他没像前任主人一样死在这里罢了。他定居瀛台时，也没有这座桥，他与家人上岛下岛，或来宾进进出出，都需要乘六座的渡船，冬天则是人推的冰船。 　　瀛台乃凡人们想象中的仙境，但仙境中的孤寂与清冷又哪是凡人所能忍受的！清季的光绪帝深知瀛台之凄苦，民初的黎元洪也体味到了被闲挂于琼岛上的难耐滋味。贵为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副总统大人，竟然发出过“遥望汉江，不禁泪下”的喟叹。他对前来拜访的故交喟叹：我做了光绪的替身。 　　单从道理上说，袁世凯的安排无可非议：既是“公府”，就该正、副两职邻而居之；正职人多事杂，办公点就大些，副职事少幕僚少夫人也少(黎只有一妻一妾)，居住地就小点嘛！大总统在陆地上班，副总统在孤岛起居，这简直就是前清统治者们提前为民国正副元首备好的宅邸嘛！ 　　但实质却远不这么简单，是老袁不放心黎元洪呆在外头，他要把资望颇高的“民国元勋”搁在眼皮子底下天天看着他。为羁縻这位寡言而睿智的副手，老袁甚至让第九个儿子袁克玖给黎家二女儿黎绍芳当了二女婿。 　　为大局计，黎元洪不能不答应这桩政治联姻，但却依然与袁保持着距离。 　　从瀛台到丰泽园，下了船只有一箭之地，但他却只见过大总统兼亲家五次，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谈，却事事都与他无关。两次大席，五席便宴，这就是他与袁同住中南海里时的全部交往。 　　他毕竟不是真的泥菩萨。来京前，他也曾借用老袁对自己的讨好心情，请大总统下令处决过湖北军界政敌张振武与方维，此事虽得罪了武昌首义的一些人，但确也震慑了若干胡作非为的湖北“首义元勋”。比泥菩萨有思维的黎元洪对袁氏的用心一眼就看懂了，就像每天看瀛台上的庆云殿里的那几幅清代的皇帝遗墨一样，他早熟知了其中的每一道笔划。整日在飘浮着前朝阴谋与死亡气息的殿堂里喘息，在大权独揽的枭雄跟前参政，哪有愉悦可言！ 　　民国三年(1914年)8月，被袁大总统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突然登瀛台造访。原来，杨大才子是来解释筹安会为何成立的。不料，客人刚开口说：筹安会的成立，是大总统的意思，“泥菩萨”就开口了，而且一开口就把人家噎个半死： 　　我身为民国副总统，对此违背民国事，非愿所闻。 　　得，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你还说什么？于是，筹安会发起人和理事长杨度先生只好讪讪告辞。 　　稍后几天，轮到黎元洪向袁世凯告辞了。他说，夫人体弱，瀛台过于寒冷，不宜养病，请另觅住处。 　　在这人人向往的仙境里，他只呆了一年多的光景。 　　不是他不想为民国干事，实因他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老袁太专权又太想“家天下”了！他身为民国缔造者之一和副元首，岂忍坐视共和国变回君主国？那样一来，他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武昌首义的历史功勋不全化为乌有？ 　　为表示抗议，他提出辞去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职务，并自9月6日起，不复往参政院与会——院长都不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了，参政员们还怎么开会？ 　　比鬼都精的袁世凯立时一拒一允：坚决不准其辞职，同意迁往他处居住，且连新宅都替你打点好了——袁氏让袁克定出资十万元，从荣禄后人手中买下了东厂胡同的那处名宅，然后，无偿转送黎元洪。 　　这就是黎元洪入主东厂胡同的由来。 　　但有谁知道，黎元洪不是“不拿白不拿”的人！待老袁死后，黎元洪致送奠仪，恰好也是十万元。明眼人一看即知，他这是偿还老袁的房钱呐！ 　　其实，当个光拿钱不干事的副总统有什么不可以？据黎的长女黎绍芬著文称，黎元洪在任时，每月副总统的俸金加参政院的补贴等，一共五万银元。天！这么多的收入啊！ 　　我匡算过，民国初年的银元与二十世纪末的人民币比值大约为1：100；而房地产，又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差不多是1：10000。如在黎元洪时代的教育部做小官儿的周树人(鲁迅)，凭自己两个月的收入(月薪加讲课费、稿费)，就能买下白塔附近的那处已被辟为“鲁迅博物馆”的宁静的小四合院(当时他花了八百银元)，而时下在京城二环路以内想买那样完整的住宅，岂止八百万元人民币？一个北洋大兵，每月六块大洋，就能活得比较像样，除了自己天天能吃上肉以外，还能按月寄回家去几块钱(难怪那年头不乏兵源)，这比黎家的厨子收入还高呢——黎的厨役每月工资为四块钱。正因此，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前为什么会当了几个月的北洋大兵，后来为什么会为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八银元月薪而沾沾自喜。那时的大学教授们，学问与月薪均如泰斗一样令晚生高不可攀，哪个也得几百银元。像年轻的周作人，刚到北大任教就有二百银元的工资，陈独秀是系主任，月薪三百元。但是比比国家第二公务员黎元洪，教授们统统是小巫见大巫了。 　　然而，黎元洪宁愿不要这一切。他要的是自己的独立人格。 　　“淡泊名利”，说说可以，真要拒绝唾手可得之巨名与暴利，得有多大的意志和多高的品位啊！ 　　黎元洪退到了王府井大街一隅的东厂胡同里。离袁氏远了，离政坛远了，离自我却愈来愈近了。 　　入住东厂胡同后，黎元洪就开始拒领副总统月俸及公费，并自请裁撤“副总统办公处”。他自我“下课”，不当这没滋没味的二把手了！除了不再去备受袁氏欺凌的参政院主持会议，更不回中南海去拜见“老大”——那边，帝制的鼓点越敲越密。他以消沉来表明一个天良未泯的政治家对窃国者的忿然。 　　他为自己的家取了个堂号，叫“大德堂”，此后，在此向左邻右舍前院后街扩展的房地产买卖中，就均用“黎大德堂”名义进行了。在东厂胡同住着的几年里，他前后出资一万二千多银元购得附近的房产，他家成了黎家花园。在自家花园里做个有“大德”的人，不再趋炎附势迎合谁，这样活着，何其畅快！ class=’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