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的确不是主动投入革命大潮中的。上面提到的那本“文革”读物中的记述，并非全部谬传。他毕竟不是革命党，毕竟是在君权体制下的军营中成长起来的清朝的武将。革命骤然发生后，他惶恐过，抵触过，也真的亲手杀死过一位革命党士兵。也正因为一时冲动杀了这名报信的士兵，才使他感到了恐慌。在漆黑一团且枪声四起的深夜里，在风声鹤唳且军心躁动的兵营中，他深感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掌握，而且随时会被复仇的革命士兵所伤害。于是，他便在执事官王观澜和参谋刘文吉及护兵们的簇拥下，躲到了刘文吉家中，直到第二天上午被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来的一队士兵强行请走。 　　于是，当天下午，他在十余骑护兵的护卫下，赶到湖北谘议局。在这里，他被选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这位被当选的民国首位省级政权的一把手连连朝推举他的人们摆手说：“休要害我！休要害我！”，完全一副当代宋江的模样。是他手下的那几个连、排长代他在布告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黎”字的，将都督府的布告贴出去的。 　　这就是黎元洪参加革命的短促而富有戏剧性的经过。与床无关。 　　有心人考证了出，“床下都督”说源头乃民国初年湖北某报的一篇半文半白的“戏说”，与黎元洪请求袁世凯将本省的首义元勋张振武处死有关(张曾在起义之初力主杀黎以振军心)。黎元洪时在武昌城里当民国副总统，虽对此糟践自己声誉的假新闻甚感郁闷，却也并没下令封报馆抓作者与编辑，倒正显示出其为人之厚道。不过，此戏经国民党元老邹鲁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等正史的确认，就成了“史实”。 　　与长期不屈不挠地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相比，黎元洪头上戴着的“民国元勋”高帽实在有些大，与在前清担任过北洋军首领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相比，他一个新军协统的地位也不够尊崇。在民初的袁、黎、孙、黄政坛“四巨头”中，不待言，他的资望最浅。 　　资望最浅，性情也最温和，那三位，个个都是咬钢嚼铁的硬汉子，他却温吞而谦和，完全不是政治强人的模样。然而，敦厚的人，一旦认定目标，就会死心塌地去做；而这样的人入了伙，凭原先在江湖上被传诵的为人，往往很快又后来居上，成了群英中的首领。北宋末年山东郓城县的宋江就是这样的人，清朝末年湖北黄陂的黎元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黎元洪就属于一旦决心下定便义无反顾、永不翻悔的那种人。 　　被革命党和立宪派关在湖北谘议局里的两天里，经过慎重考虑，他终于像被他放过的那名学兵一样决然剪掉了那根“猪尾巴”。男人的发辫一直是满清强加给汉人的一根自缚的绳索。 　　辫子从这个人的后脑勺坠落以后，从整个武昌城里坠落以后，各地的武装反叛便和剪辫子运动同时迅疾开始。 　　在起义后的第三天下午的军事会议上，留着短发的黎元洪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再是效忠清朝的统兵之将，他正式宣誓就任革命军首领。那一天，他的宣誓算得上慷慨激昂： 　　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黎元洪遂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名。 　　其实，风云突变的那几天，逼他革命的人只看到了他表面上的冷漠，却难窥他内心澎湃的激情。且看他的一封私信：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洪(黎自称)有鉴于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维护世界和平！ 　　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感人。他的这番表白，既不是对报馆发表的，也不是在公开场合宣称的——这个务实的军人政治家很不爱当众“作秀”。他只是在给自己的北洋水师学堂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说出上述的话的，其时，海军统制萨老师正率庞大的水师溯江而上前来弹压学生统帅的叛军。得黎元洪的信后，萨司令便下令全舰队撤往九江，航程中，各舰悬白旗起义，他只得弃职赴沪。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发高烧的荒诞岁月里，史学家对黎氏的定论属全不可信的胡话。 　　辛亥革命以清王室的退位而告胜利，古老的华夏第一次把“中国”两个响当当的汉字用作了国名——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武昌首义的那一天成了民国的国庆节，孙中山与黎元洪分别当选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与副总统。2月15日，南北两军议和成功，清王朝寿终正寝，袁世凯全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黎元洪的二把手地位丝毫未撼。 　　当初武昌的革命士兵们没有看错人，黎元洪确有声望。 　　说起来，黎元洪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宜做中国的一把手的。在依然被封建传统包围着的“民主”国度当家，要有诡计，更要有铁腕，必要时要不惜杀戮。而黎元洪恰恰是被人称作“黎菩萨”的老好人，这样的人哪能在最高位上坐得住呀！ 　　这尊自省其身有道、普度众生有心的“菩萨”，若生于民主国家里，没准是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但上苍不悯老实人，偏偏把黎元洪降生在专制之国的风雷激荡时期，又偏偏把他捧上了亿民之主的最高座椅。于是，他的不幸也就一直忽忽悠悠相伴左右。一生爱马的黎元洪知道，在一群穿着军装的虎狼中间行进，再高洁再骁勇的马也会失蹄，并随时有可能被撕咬得血肉模糊。 　　黎元洪非常明白，袁大总统决不是传说中的癞蛤蟆转世，而是一只随时能扑食各路奔马的巨兽。所以，他执意不去北京就职，宁愿以副总统兼湖北军政府首脑的身份继续呆在武汉。 　　但足智多谋的老袁识破了黎的心思，他不急不躁，不光同意自己的副手继续兼任鄂省的一把手，还让他当了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参谋总长。 　　老袁很有办法。起先，他送给黎元洪一纸“民国柱石”的题字和一百万元军饷，从精神到物质，都让你感动一把儿；后来，又挥笔题写了“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的大匾派专人送达武昌，那块挂了一年半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府”旧匾自然被取而代之。 　　不过，让黎元洪难受的不是这块新匾，而是大总统推荐来副总统府当差的来路不明的人，受之难受，却之无由，黎元洪不得不苦笑着将这些有可能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照单收下。 　　身边有了大总统的人，副总统的日子就过得不自如。所以，当某日岑春煊和章士钊前来拜访时，他便吓出一头冷汗。 　　黎元洪知道岑春煊与袁世凯在前清时即有过节，袁曾与总理大臣奕劻连手打击岑，害得岑丢了两广总督的官位。而且，黎副总统也知道眼前这位名满南北的章士钊乃袁跟前的红人，章妻吴弱男女士向以“四伯父”称袁，两家有世交。现在，此二人连袂来鄂，定有大事交底！ 　　果然，主客坐定后，客人即称：袁世凯正在北京帝制自为，成为窃民国之大盗，他们已在上海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达成共识，拥立副总统起兵讨袁！ 　　估计那会儿的副总统又犯了“菩萨”的本性，他只乐呵呵地听，却决不插言。等客人逼他表态时，他却大摇其头，十分自信地断言：袁大总统断不会称帝，君等尽可放心。 　　然而，等客人们怏怏离开后，他又急遣手下为二位说客各送去五百银元敦其从速离汉，因为方才会谈时，屏风后面的仆人即老袁介绍来的！ 　　这就是黎元洪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你说他圆滑也罢，精明也罢，他总有自己的原则——不冲动，不盲从，有后手。 　　很难说袁世凯不知道发生在武汉的那场密谈。所以，一旦平定了南方的军事反抗，江山坐稳，老袁就不容黎元洪独立在外了。三番两次请不来后，大总统索性将自己的第一爱将兼干女婿、陆军总长段祺瑞派到湖北屈尊担任代理湖北都督，迎请副总统到北京赴任，且连第二天北上的专列都准备好了！这回可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矣！ 　　民国二年(1913年)岁杪，黎元洪只得愀然告别故里，赴京当他的副元首去了。他显然没有料到，他会一去不还乡！ 　　入京以后，他曾给鄂中父老驰电： 　　……元洪不德，滥握军符，义旗一举，蒙鄂中军、学、绅、商各界推举都督一席，力辞不获，勉竭绵薄。……今者燕京之行，原因磋商要政，将来驻都、回鄂，两难预揣。 　　你看，他以为还有可能回湖北呢！ class=’pag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