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位尊权轻：文人大总统黎元洪为何吃不开 　　黎元洪，一个不大被现今的人们提起的名字。但写中国近代史又不得不提到他，因为他是推翻满清的“武昌首义”的首领，那次军事叛变引爆了全国各地武装反抗满清王朝的炸弹，直到大清国被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才渐渐消停。因是年为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的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装暴动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 　　但从民国十一年(1922)6月之后，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沦落成今天的一个可有可无之人。现在，说到北洋时代，人们想起的是袁世凯，是袁世凯旗下的段祺瑞、冯国璋乃到独成一系的张作霖等强悍的军人执政者，而同样也是起步于老牌北洋军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遗忘的局外人。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 　　北洋时代的顽劣性质，的确没有因这个人的存在而变得文质彬彬起来。 　　“文革”正热闹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不足百页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书印数高达800，000册，定价却只有元。我至今保留着十五岁那年买的这本我的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 　　该书是这样提到黎元洪的(括号内为笔者注)： 　　(1911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咨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看准了苗头，就乘机举荐黎元洪，要他出来当都督。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后来投奔张之洞，任湖北清军马队营官，一直升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旅长)，是张之洞(时已赴京任军机大臣)等湖北统治者最得力的帮凶。十月十日晚间，他坐镇军营，亲手杀死一名回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又被他枪杀。直到听说瑞澄(湖广总督)已经逃走，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他才慌慌张张躲到一个参谋家里去。因为他平时装得厚道、宽大、伪善的面孔欺骗了不少人，加上同盟会在《革命方略》等文件中，散布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相当部分人认为黎元洪“声望高”，让他充当湖北军政府首脑，一定有很大的“号召力”。……后来，他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上台，就一言不发，还坚持不肯剪去辫子，表示对清朝的忠心。革命党人只得另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大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立宪派的头目、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于是又被推举出来担任民政部长……新诞生的湖北军政府，军政要职一开始就被两个反动家伙窃据。 　　后来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钻进革命政权的反动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于是加紧活动，窃夺权力，从内部瓦解革命。……就这样，湖北反动势力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后来黄兴到达武汉，还不得不屈居黎元洪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袖，在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刽子手黎元洪。……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史学家教给我们对黎元洪的认识。 　　天下大乱的年代，只在教科书上骂遍古人还不算过瘾，掘了“反动头子”的坟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早在风雨苍黄的1966年，黎元洪的后辈乡党就“宜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诗句)地一举捣毁了其在武昌的国民政府修建的“前大总统黎公墓”。 　　沉梦被惊破的黎元洪一定会对阳间的胡闹而大感震惊与惶恐，但若闻知同时发生在距武昌千里之外的另一桩毁墓壮举后，那他则一定会顿感庆幸——不管怎么样，他还留了个囫囵尸首，浩劫过后还能被本地政府重新筑墓安放；而在河北省南皮县那边，他的恩师、清末最主要的汉臣之一张之洞的墓穴，就不光被当地的革命小将捣毁，而且，其尚未全腐的遗骸竟然被拖出“阴沉木”的棺椁，并被其后裔拖在地上“游街示众”！ 　　呜呼！这绝非天方夜谭，而是当事人张遵埏老人亲口对我讲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在青岛针织三厂当库工时，张之洞的重孙张遵埏老人与我成了忘年交，那时他刚自原籍河北南皮被“落实”回青岛原单位。1957年他被划为“老右”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既有严重的历史问题(除了曾祖父为大坏蛋张之洞外，他本人还在解放前担任过天津广播电台的公职)，还有现行的反党言行(他曾和妻子把一位哭哭啼啼的乡下女人领进家中管了顿饭，而那位女人是被与他邻居的厂长拒之门外的前妻)。在车间里，这位民国时代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的名门之后对我讲过，“文革”中他被遣返原籍后，曾眼见曾祖大人的带着枯黄发辫的头颅被当地“红卫兵”从墓中掘出来并满大街地踢来踢去。张家祖茔好大一片，其祖辈、父辈的墓里均有不少陪葬品，惟最大的张之洞墓，棺木里却什么珍宝也没有，这当然很令革命小将们失望。在场的张之洞后人，只有连当地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瞧不起的他，和他的一个有些疯癫的老叔——张之洞的一个孙子。后来，他奉命用一张席子卷埋了这位老叔，再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埋了自己的妻子——贤妻实在受不了贫下中农对自己和对丈夫的无休止的折磨，趁他实在熬不住昏睡片刻之时，自悬于梁上。话到“文革”时的经历，老人每每摇晃着花白的脑袋哽咽起来。 　　是哟，比比满街碎骨枯肉的“张南皮”，浩劫过后重获礼葬的“黎黄陂”真的算是劫后余生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原黎墓后侧重建黎的新墓。不知是选址有误还是施工有瑕，墓丘不久即塌陷。四年后该市又拨款重修了黎墓，并在墓前立起了“大总统黎元洪之墓”碑。 　　共和国终于承认死者是上一朝代的大总统了——此前的“中华民国”似乎是不存在的，“解放前”、“旧中国”，“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即是共和国的人们对1912年至1949年的表述方式。所有在那个朝代任职的人身份前面都要加“伪”字，大如蒋介石的“伪总统”，小至村子里的“伪保长”。 　　黎元洪并非“伪总统”，他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和议员们的选票走上国家元首位子的。比比民国山头上相继出现过的那几个人影，呆得最久的当然是蒋中正先生，而“闪回”频率最多的则是黎元洪了——他居然当过三届副总统、两届大总统！ 　　其实，黎元洪不是命里注定的“真龙天子”，他的一生，饱经磨难。他的卓然超众，除了天资与人格外，最要感谢的，就是那个死后被其后世乡亲们拖拉成一地碎骨的张之洞——当初不是封疆大吏张大人慧目识才把个落魄的北洋水师下级军官收留并逐步委以重任，他黎元洪怎会有日后的出人头地？ 　　生于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1864年10月19日)的黎元洪，本名黎秉德，字宋卿。父亲黎朝相乃淮军仁字营中一名下级军官，四处征战，顾上不家。小秉德自幼和姐姐随母亲在湖北黄陂乡下生活，幸有做小买卖的祖父拉扯，才勉强温饱。四五岁时祖父过世，一家人陷入困境，他跟姐姐甚至做过乞丐，他还到亲戚家当过牧童。此人一生待人宽厚、生活俭朴，想必与童年的不幸遭际不无关系。幸好父亲退伍回籍，带回一笔钱，在汉阳置地购房，一家人才过上舒坦的日子，他也得以入私塾读书。几年后，父亲再度北上回营任职，驻防直隶北塘(今属天津市塘沽区)，官衔累晋，便将家从汉阳迁往北方，时黎秉德年方十三岁。成为随军家属的黎秉德有幸入北塘名师李西霖家馆继续求学，用了五个春秋，读完四书五经等科考必读科目。然而，就要在科举之路上动身时，十九岁那年的某天，他去父亲的兵营，却被正在那里操练的行伍迷路住了，顷刻之间，人生理想的罗盘发生了改变——与其走科考老路，何如弃文修武将来效命疆场？ 　　彼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治理下的天津已经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各种洋式事物不断出现，包括洋式学堂；黎朝相也已官至武职从三品的游击，是驻军当地的一名有威望的将领了。按李大人的部署，其部延聘洋人按西法操练军队。操场上，步伐矫健而队形整齐的军队，携带着簇新的洋枪洋炮在操练，让每一个百姓看得动心！回家后，黎秉德把心事向父亲一说，立即得到了将军的赞同，于是，他前往天津报考了李大人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 class=’page’>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