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北京、天津的义和团宣称“刀枪不入”、“扶清灭洋”，公开打杀洋人洋教。慈禧太后屠杀维新人士的行为受到西方各国的谴责，正恨西方各国干预中国内政，遂产生联合义和团将京城外国大使馆剿灭的想法，下令安抚义和团，并令清兵协助义和团攻打各国驻北京城的大使馆。张之洞认为慈禧太后还有一班满洲亲贵愚顽透顶，不可理喻，强烈要求朝廷不要以一虚弱中国与十余西洋强国为敌，引起更大灾难，慈禧太后不听。张之洞遂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一起丢开慈禧太后的旨令，与西洋各国驻中国东南的领事馆签约，进行“东南互保。”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八国(实有十一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仓惶外逃西安，这才发觉张之洞等人的早期预警极有见地，后悔莫及，转而下令官兵追杀义和团，将西洋人通辑的“拳匪”人头送出，以求自安。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李鸿章再次对外签订《辛丑条约》，赔银四亿五千万两，中华民族陷入了灭顶之灾。一杀维新士人，再杀义和团众，“腐败无能，顽固守旧，出尔反尔，充当人民公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彻底丧失了它在全国各阶层人士中的权威。至此，清王朝的呼吸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即使在这样的艰难形势下，由于张之洞等人的“东南互保”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国经济重心地区的局势，清王朝微弱的心跳还得以保持。 　　作为清政府培养出来的高级官吏，张之洞绝不期望清政权危亡到如此地步，自己跟着当乱世亡国之臣，受到万世唾骂。嗣后，张之洞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江楚三折》给远在西安的清朝廷，要求从人材培养等基础做起，改革学制，在全国建立小学、中学和大学，为清王朝的再度复兴接续元气。同时，建议按照《劝学篇》所做的设计方案，融合维新时期的改革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厉行“新政”，以求救国自强之效。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之下，宣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政”。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在全国改用新学制培养人才。年底，清朝廷正式发布由张之洞拟定的“癸卯学制”。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朝廷正式废除沿袭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朝廷官员从学校择优录用。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全国各地的反满排满风潮日甚一日，大批出洋留学的学生甚至认为康有为的维新“保皇”理论已经成为历史垃圾，纷纷聚集到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狂潮。出洋考察外国“宪政”的皇族勋贵载泽给慈禧太后上密奏，要求开设议院，用议院来“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使“君臣一体，呼吸相通，立万年有道之基”，挽回清王朝已经完全丧失的信誉与威严。慈禧太后觉得实行宪政事体重大，征张之洞到北京问对，张之洞认为“立宪实行，越速越妙，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革命)风潮自然平息。”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朝廷发布《立宪大纲》，准备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实行西洋宪政法则。次年，清朝廷同时调张之洞、袁世凯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拜相，兼管学部。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张之洞奉命督修粤汉铁路，并计划在武汉长江上修建铁桥一座，将芦汉、粤汉两大铁路连接起来，构成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粤汉铁路在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之下，以外国资本、民间资本和清庭税收为资本支持，很快修筑成功；而修建长江铁桥的愿望则等到五十年后才变成现实。当年秋末，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光绪皇帝的侄儿溥仪当皇帝，建年号宣统。宣统皇帝年幼无理政能力，其父载沣出任摄政王，张之洞出任顾命大臣，晋升太子太保。载沣掌握大权后，信任满洲亲贵，成立“皇族内阁”，使得满、汉权贵间的矛盾日渐加深，清王朝上层统治的根基也发生了动摇。载沣对袁世凯曾告密陷害光绪皇帝及康有为的行为极为不满，想杀袁世凯，为此事征询张之洞的意见，张之洞认为汉人大臣中，才干超群者只有袁世凯，杀掉袁世凯会造成更大的满、汉矛盾，就以新皇帝刚立，擅杀大臣于国不利为名，建议将袁世凯削职回老家养“足疾”。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夏末，张之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清政府为张之洞治大丧，谥文襄。两年后，张之洞一手编练的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把清王朝彻底送上了断头台。由此，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亦被推翻，中国由君主专制国家走上了艰难的民主共和之路，也促成中华民族走向了更加痛苦的凤凰涅槃。 　　对待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思想界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易经·彖辞》上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又讲，“道之本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世界上任何一种哲学，都讲“本原”问题，《易经》把世界的本原放在万物万事的象数之上，由于万物万事的象数是变化无端、没有定形的，所以，《易经》认为万物万事的作用是变化，变化体现了万物万事存在与发展的原则。董仲舒认为决定万物万事存在与发展的最终力量是“天”，“天”是永恒存在不可变化的，所以，遵循和体现“天意”的“道”从本原上讲，也是不会变化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带哲理性的思维方式，并非进行对与错、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的唯一判定标准。作为社会学的政治类分支，中国的政权建设从上古时期开始，一直都有强烈的哲理化趋向，从哲理的角度来谈政治问题，是东方中国政治文明与西方欧美宗教政治学说存在的根本不同之处。哲理化的政治文明与宗教化的政治文明从本原上讲，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由于军事领域、制造领域、发明创造领域的全面落伍，中国与西方对撞过程中，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败在了西方手里，这不能不让中国社会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产生求变求新，用西方宗教化的政治学说来分解、重建东方中国哲理化政治根基的强烈愿望。从哲理化到宗教化，这个艰难曲折的变化过程，反过来又形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适应能力的巨大挑战。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思想与政治运作形式)的全面变革，一般人都会从《易经》里找“求变”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用主动“求变”来适应新世界、新形势，中国知识分子或政治家能从中华文明的传统中获得相当好的思想资源，并受到鼓励和支持而求新求变，这是哲理化政治学说最优容、最宽慰知识分子的“仁爱”之处。 　　但自文明社会产生以来，人群的协调组织与管理结构都是顺应其发展而构建起来的，发展的过程虽有差别，但在发展的流向上最终还是趋同的，而代表发展流向的“天意”显然不会因为文化观念、社会结构、价值取向的不一致而东西殊途、完全对立。从这个角度来讲，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可供后人用以资源支持和思想支撑。也就是说，用西方的宗教化政治学说来解构中华原有的哲理化政治文明，虽有一定的必要，但用完全的宗教化来取代哲理化，则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中国社会发展到清朝末期，跟上世界发展变化的形势、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完成现代化是中国生死悠关、迫在眉睫的问题。现代化的问题，其基础部分仍然是发展民生、实业与经济的问题，做不好这个基础，中国现代化将无从谈起。向前追溯，中国的哲理化政治文明对待经济、实业与民生，向来十分关注，曾经还取得过辉煌的成就。继续遵循原有的哲理化路径，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加以重新构建，用西方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来提供必要的支撑，打上一个大“补丁”，在变化之中保持原有文明体制的连续性与不变性，中国亦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而在文明体制的演变与调整过程中，用适当的变化，打上一些功能性强大的“补丁”，以“补丁”的弹性机制适应外部世界，把变化控制在可供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方式之内，用一种温和或调和的方式把两者融合起来，显然比一刀两断、人头滚滚的血腥变革更符合“天意”。 　　“变”与“不变”的取舍，确实需要付出代价，这是无可置疑的；但能不能把代价压缩到最小，这又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补丁”机制能让这种代价最小化，亦可让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更加符合“天意”，这是“生有所足，死有所安”的光明坦途。现代化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益的运动，如果有任何人像谭嗣同那样为现代化运动而“含怨去死”，这种现代化就是换了嘴脸的“白骨精型”现代化。世人应该看穿它的真面目，大可不受“白骨精”的欺骗，导致最终的可悲下场或付出巨大的血腥代价。不能让“变”或“不变”极端化，进而影响经济运行与天下生民的福祉，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给予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的警示。通观中国历史，中国被外国击败、或汉族政权被异族力量击垮的重大历史事件屡屡发生，冷静或者理智地对待战败的问题，把战败这种大坏事转变成知耻而后勇、举国一致求发展、求强大才是最好的决策取向，这对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回顾中国近来史的悲剧，首先是自己先乱了阵脚、失了方寸，才导致外敌有机可乘，让中华民族丧失自己的独立与尊严。阵脚站稳了、方寸坚定了，用举国一致的力量对抗外界的压力与挑战，风险再大、困难再多、亦可过关斩将、一通百通。在这一点认识上，张之洞的《劝学篇》虽不能说是经典的上上之作，但也说得极为明白：中国学术(政权体制建设与政治文明的哲理化倾向)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详备，用中国自己的学术和经世大法团结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然后取西人制造及制度之长以补我之不足，中国是完全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重建民族文化的新体系，成为浴火之凤凰。张之洞说不上是一个理论家，但他抱着这样的态度去身体力行，把西方的长处变成中国实实在在可以拿来使用的事物，让西方的长处成为中国实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又比写空文章、谈空理论的理想家高明了不知多少倍。张之洞督修的京广铁路、建设的武汉钢铁厂，一直起到了经济命脉、产业支柱的巨大作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看得见、摸得着的工商业摊子还是在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手中实现的，从维持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推进未来中国进一步发展来讲，张之洞等人的功绩要比起维新志士、排满革命家大得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补丁式”理论建构，《劝学篇》提出的稳健与渐进式的革新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讲，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更能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或接受，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不失为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清政府没有把张之洞的理论与实践向全国推广，让张之洞等人成为“新政”的主导者是一种明显的失策。清政权的寿终正寝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但取代清政府的民国军阀们能力之差、经济之糟、统治之恶，与东汉末年的董卓、袁术之流毫无二致，中华民族因此差点走进了真正亡国的深渊。张之洞身后的风风雨雨一再表明，推倒前人所做过的一切，进行盲人骑瞎马式的“西体西用”新探索，几乎没有可能找出新的路径来，到头来还是要把孔子搬上圣人的祭坛，听圣人谈经说法，让后人在轮回流变中不能自拔。 　　跟光绪皇帝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为人宽大开明，非常期望把大清的江山再次振兴起来。可惜光绪皇帝生错了时代，在慈禧太后的阴影罩盖下，始终只能做一个儿皇帝。其实光绪皇帝是一个并不冷静，也没有政治经验与智慧的皇帝。如果他能用高明的治政手腕，采用缓进重改的沉稳方略，把康有为(或张之洞)的方案当维新的灵魂，让满洲贵族荣禄和汉人重臣张之洞等人做维新的手臂，形成和衷共济、稳步向前的团结局面，维新变法也许真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即使再不济，也不会把一批有志于振兴江山、革新弊政的有志之士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让清王朝仅有的一点元气损耗而尽。 　　从马关签约到维新变法，相隔的时间仅有三年，康有为虽说进入朝廷中枢当了一名小官员，但比起荣禄、张之洞等历任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来，人望要浅薄得多。以康有为的聪明才智，弥补起这些东西，建立自己的人望与脉气，当然是能够做到的，但需要时间与工夫。缓进重改的另一大好处是能给康有为等人以回旋的时间，历练治政能力和处理大政的艺术，为日后养血脉、养人才，假以时日，康有为或许能成为中国的伊藤博文、中国的俾斯麦。然而，康有为的激进维新措施不仅伤害了他自己、伤害了光绪皇帝，也伤害了清王朝，给中华民族的革新史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没有任何人愿意同情清王朝的失败与垮台，但清王朝离这个时代真的很近，它在垮台过程中所做过的一切，对于后世的警醒作用远远高于清王朝以前各代封建王朝，高于清王朝垮台这个事件的本身。一代又一代人向前迈进时，转头看一看前人所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给自己脚上穿帮的旧鞋打上几个好“补丁”，调整一下自己的步履，也许会在前进之路上留下更深的足迹，更多的神采！ class=’page’>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