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十五篇里，张之洞仿照西方文明经验，从“开风气”的角度对需要革新的条目进行了详细的分述：“一曰益智(破除迷信)，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二曰游学(留洋学习)，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三曰设学(大兴教育)，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四曰学制(调整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五曰广译(翻译西学)，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六曰阅报(舆论监督)，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七曰变法(体制改革)，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八曰变科举(官制改革)，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九曰农工商学(兴办工商业)，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十曰兵学(武装力量建设)，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十一曰矿学(资源合理利用)，兴地利也；十二曰铁路(改善交通)，通血气也；十三曰会通(加强外交)，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也；十四曰非弭兵(维护世界和平)，恶教逸欲而自毙也，十五曰非攻教(保持理性，韬光养晦，积极作为，图谋复兴)，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张之洞强调，劝学二十四篇的要义在于“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张之洞期望在这“五知”上求贯通，以期会融新(派)旧(派)，复兴文武。 　　在《正权篇》里，张之洞对比中国与西洋各国的实际情形，着重分析中国的民权与议会政治问题。他指出，“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阍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西方“必家有中赀者(中产阶级)，乃得学员议(议员)。”而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里的中产阶级，“华商素鲜巨赀，华民又无远志，议与不议等耳。”在这样的国情下，骤兴议会民权，会适得其反。张之洞并不认为中国不需要搞议会民主，伸张民权，只是时机未到，“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在《变法篇》里，论及变法的问题时，张之洞非常清晰地指出：“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可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者，本也，三纲四维也，若并此而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若守此而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翻译成今天的话语系统是指，变法本应是政府的事情，从政府的角度求变是很容易的，但它要改变广大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的习惯与生活，所以成功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的是否拥护和欢迎。伦纪、圣道和心术就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政府的正统地位与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显然，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执政者，变革绝不会是破坏这些根本性的东西。那么，除此之外，在张之洞的眼睛里，政治体制乃至政府结构、法律体系、道德活动、风俗习惯、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工商企业等都是可以变的，而且要大变。所以，只要守住了根本性的东西，其他方面尽管可以去变，哪怕是孔子孟子等人重新来到人世，他们也不会否认变法的意义。在《会通》篇里，张之洞再一次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其心，西学应其世。”对于一贯主张“经世致用”的中国学者来讲，张之洞的主张无疑是在把大本大原的中华经义进行了“务虚化”，而将西方文明进行了“务实化”，这对在中华经义上持顽固立场的知识分子有明显的软化作用，更有利于把革新的努力做下去。《劝学篇》既是“洋务运动”的系统总结，也是中国进行进一步革新的官方宣言。《劝学篇》发表后，风行海内，受到当时光绪皇帝和整个士大夫阶层的佳评。即使是后世，既想寻求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又想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多少都把自己的政策取向往张之洞的想法上靠，或者在与张之洞不谋而合。 　　日本击败中国后，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再一次上演，俄罗斯占领了中国东北，将旅顺、大连变成了俄罗斯的军港；德国占领中国山东的青岛、胶州；英国占领山东威海；而美国则利益均沾，大举向中国内地渗透。中国危亡之势迫在眉睫，这让光绪皇帝卧不安席、食不甘味，一心谋求变法强国之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皇帝抱着“与其亡国而为轵道之降(秦子婴投降刘邦)，煤山之续(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既丧师辱国，贻谤千古，不如姑冒险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全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的积极态度，在勤政殿召集军机大臣及满洲亲贵，颁布《明定国是诏》，要求“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阔之弊。”《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在整个变法维新的一百零三天时间里，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主导下，连续发布几十道诏令，“设立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考试；增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局，提倡商办(民办)企业，奖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大规模裁撤中央政府机构，整顿吏治，改革官制，设制度局；改用西法操练新式陆军，筹建海军”等，自上而下地实施康有为等人的全面变法方案。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从促进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急于求成的变法过程恰恰在“欲速则不达”这条中国古训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特别是光绪皇帝的行政改革措施将中国传统的六部九卿等中央政府机构大量裁撤，并将清朝皇帝优待满人的政策一概取消，令满人自谋生计等，这让大部分满洲亲贵，还有部分汉族权贵失去了权力与尊荣，导致每天成千上万的旗人和丢了差事没有饭吃的人跑到慈禧太后面前“环跪”、“哭诉”，弄得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极不高兴。做为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强人，在变法全面展开之前，慈禧太后基本持支持态度。变法全面展开后，荣禄、刚毅等满洲重臣竭力反对，慈禧太后亦称变法措施太急，要求光绪皇帝放缓步伐；但光绪皇帝执意加快变革步伐，在变革开始后连发上谕，要求全国进行急进式的革新。变革进行到第五天，维新派的元老重臣翁同龢即被慈禧太后驱逐回老家，以示对光绪皇帝及维新大臣的警告。但犯了犟性的光绪皇帝对眼前的巨大阻力视若于无，启用谭嗣同等人充任军机章京，将军机大臣荣禄等人闲置起来。荣禄等人受到冷落，极为愤恨，奏请慈禧太后杀康有为，阻止变法的进一步扩展。 　　到了变法后期，整个北京城罩入浓浓的杀气之中，康有为的变法不但没有为清政权带来新生，反而引起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康有为觉得要把变法运动深入推行下去，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让军队介入权力纷争。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少壮派军人，曾积极支持维新运动。康有为与谭嗣同协商后，谭嗣同找到袁世凯，想请袁世凯助一臂之力，不料深蓄奸谋的袁世凯反而向荣禄告密。慈禧太后得知维新人物想动用军队搞掉自己，决心重新“训政”，将光绪皇帝囚禁到了中南海瀛台，在北京实行宵禁。清政府未经任何审判，就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维新“六君子”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弟、康广仁推向菜市口，斩首示众。谭嗣同临死前，仰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康有为得知风声后逃往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后又在两国使馆的庇护下逃往国外。支持维新变法的其他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或下狱、或流放。康有为提议实施的变法措施，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其余一概废除。甚至荣禄自己提议的改革武官考试的内容也被废除，清兵军官的晋升提拔依然考察石锁石马和骑马射箭的技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次挽救清政权危机，期望通过内部改良获得新生的努力付之流水，病入膏肓的清政权给自己套上了最后的死套。 　　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认为仅靠资望浅薄的康有为等人操作中枢，力量不够。鉴于张之洞的巨大声望、湖广新政的卓然政绩以及先前支持革新的态度，光绪皇帝调张之洞到北京任军机大臣，想请他主持变法事宜。张之洞接到诏令已经起身，不料湖北沙市发生当地老百姓打杀西洋传教士的事件，引起西洋各国的强烈抗议。光绪皇帝觉得只有张之洞才能处理好这件事，让他留下处理“沙市教案”。变法开始后，有人提议让张之洞赴京，翁同龢害怕张之洞夺自己的首善之功，加以阻止。翁同龢被慈禧太后免职后，又有人提议请张之洞赴京主政。张之洞以他自己的政治嗅觉觉察到变法触犯了中央实权人物的忌讳，遂称病不行。整个变法期间，张之洞除上奏要改革科举考试、大兴学校以培养人才外，对光绪皇帝下达的其他各项诏令置之不理，既不说赞成话，也不提异议，只按《劝学篇》里的主张，在湖广搞新政。变法失败后，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被罢官免职。有人告发张之洞是维新奸党，慈禧太后认为张之洞公忠体国，跟维新派划清了“界线”，没有追究张之洞的罪，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因《劝学篇》故，得以免。”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维新人士唐才常鼓动两湖会党、部分遭裁撤而抱怨心的绿营清兵组成自立军，以“清君侧”为名发动起义，张之洞调集新军，迅速剿平了唐才常的起义，杀唐才常及维新人士多人。 class=’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