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新胜利的庆典上，明治天皇颁布誓文“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号召所有国民要用“东方道德，西方技艺”重建强大的日本国家。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借鉴德、法大陆法系模式，日本颁布了东亚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并设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与枢密院。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将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与管辖。第三条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宪法又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言论与结社的自由，公民的财产权与人身权受到法律保护，不经过法律程序，国家公权不得侵凌公民私权。日本宪法的颁布与实施，结束了日本封建时代政由口出、国家公权随意凌架于个人私权之上的黑暗统治。很显然，日本只是通过打“大补丁”的方式就非常好地移植了西方的科学技艺与治理结构，给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明显增强，到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国与日本在争夺朝鲜的主导权上发生对抗，甲午战争爆发，貌似强大的清王朝海陆军几乎是一夜之间全败在日军手里。次年四月中旬，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今日本下关)签定了最为屈辱的《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辽东、台湾及澎湖给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日本自此迅速登上了世界列强的舞台。 　　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城，俄罗斯侵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不了解这些西方列强，上了他们的当，受了他们的欺。而日本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小兄弟，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非常了解。日本竟然在一夜之间成为能够击败堂堂中华的暴发户，这是全体中国人心灵上的莫大耻辱。对日战争的失败，让全体中国人再次感到国败家亡的悲剧命运已再一次降临中国人的头顶。面临亡国前夜，彻底死亡的阵阵寒气吹袭，再也不能四顾茫然、无所事事，成为上至清朝皇帝，下至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一致共识。日本的成功，标示着中国自强自新的“洋务运动”策略完全失败。改弦更张，重新考虑国家的未来大计，成为有天下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需要迫切自省的首要目标。 　　甲午战争期间，全国十八省举子正在北京城参加盛大的科举考试，为出任国家官僚做最后的冲刺。当李鸿章在马关签订投降书的消息传到北京城时，数千名举子极为怨愤，在广东南海举子康有为、梁启超的组织之下，效仿东汉洛阳太学生“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迁都拒和，练兵再战。康有为满腔怒火，一夜写下请求清王朝实行全面变革，重振大清江山的“万言书”，并联系了近两千名举子签名，投递到履行监察职责的都察院。清王朝自立国开始，极力压制“士人干政”，以普通读书人的身份上书朝廷擅议朝政犯的是杀头之罪。康有为敢做这样的壮举，一下子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翘楚，此后，康有为的大旗一挥，四方响应，中国知识界成为康有为的一统天下。丧师辱国、国家将亡的情势之下，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好受，当朝光绪皇帝载湉与各地方主政大臣的日子更难过，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接连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再战，张之洞甚至想花钱买刺客上北京刺杀主持和议之人，张之洞还声称如果因迁都再战误了朝廷大局，请杀他的头“以谢天下”。颇具实力又有极佳政声的张之洞发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相同的呼声，一时之间，成为举国瞩目的国家重臣。 　　张之洞，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生，河北南皮人，其父张瑛曾任清朝贵州义兴知府。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贵州出现了斋教首领杨凤发动的农民起义，张之洞随父读书期间，亲眼目睹了其父张瑛用极为残酷的手段镇压杨凤起义，并在其一生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乡试第一的资格参加京城科举考试，并以第一甲第三名的成绩高中探花郎，自此步入仕进之途。进士高中后，张之洞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担任朝廷日常诏令的起草修撰工作。在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同时，张之洞竭力学习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整套政治机构的运行程序。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张之洞升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不久转为湖北学政。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张之洞转任四川乡试考官、四川学政。张之洞任职湖北学政期间，在武昌建立经心书院，任职四川期间，又创尊经书院，聘请当时的才士缪荃孙、王懿荣(中国早期甲骨文的考证者)、易顺鼎等人到书院讲学，培养了许景澄、袁昶等一批颇为优秀的学者。 　　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张之洞调回京城任翰林院左春坊中允，不久改为太子冼马。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俄罗斯与中国商谈伊犁问题，清朝特使崇厚在俄罗斯的压迫下，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使清朝利益受到很大损失。消息传到北京后，张之洞立即上书朝廷，要求惩治崇厚的擅自妥协之罪，并推荐熟悉洋务的曾纪泽重新跟俄罗斯人谈判，维护清政府的国家利益。自此以后，张之洞以识见高远，敢为大言，成为朝廷清流派的首领之一。张之洞的才干极得慈禧太后赏识，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成为清王朝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就任山西期间，张之洞关注民生疾苦，大兴商业，推动晋商向外扩张，使晋商成为独步一时的最大商人集团。西洋传教士李提摩太游历山西，并把自己所著的《救时要务》一书逞给张之洞，请张之洞参观随身所带的科学机器与仪器，这让张之洞大开眼界，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发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随后，在李提摩太的指导下，身为巡抚的张之洞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地理历史和科学知识，成为清朝封疆大吏中极为少见的“西洋通”。 　　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因越南问题发生冲突，中国东南沿海遭受法国海军侵袭。清政府认为两广(辖广东、广西两省)是华南重地，需要最为干练的大臣驻守，遂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淮军潘鼎新部在广西前线被法军击败，张之洞奏请广西提督冯子材守镇南关，并召抚在越南抗敌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让刘永福为清军效命。冯子材和刘永福不负所望，在中越边境大败法军，取得了谅山大捷。张之洞积极调集各种力量支援前线，为抗法之战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法军惨败，主动与清政府议和，张之洞因功赏花翎。中法之战后，李鸿章与法国谈判，承认越南是法国的附属国，并把中国西南的通商、筑路等权利割让给法国，法国“不胜而胜”。张之洞对中法和议的结局感到极为羞耻，自思要赶超英法等西方强国，富国强兵必须大兴实业、编练军队。此后，张之洞借鉴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洋务经验，在广州设缫丝局、矿务局、创枪炮厂、制铁厂，同时开办广东水师、陆师学堂，疏请大治海军，岁提专款购置军舰。张之洞还组织一批军事测绘人员在广东、广西两省边境和沿海险要地段进行军事工程勘测，取得科学数据后设置炮台哨卡，着力巩固两广之地的边海防。张之洞深知人才的重要地位，又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文武并举，培养他自己的洋务人才。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底，张之洞调任湖广(辖湖北、湖南两省)总督，驻节武昌。有了在广州开办近代工商业的经验后，张之洞利用湖北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实业兴国计划。他以“官督商办”的形式筹集资金，相继开办了汉阳钢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纺织局、缫丝局、制麻局等。汉口自古水患频仍，张之洞考察汉口地势后，在汉口外围修起了一座长达三十余里的拦江大堤“张公堤”，将汉口外围的府河、汉江两大水系隔离，极大地拓宽了汉口的商业地界，使汉口成为名震四方的著名商业重镇。张之洞主政两湖期间，还督建了芦汉(北京芦沟桥至汉口)铁路干线，修建铁路支线到湖北大冶、江西萍乡，将大冶的铁矿石、萍乡的煤拉到汉阳，建成了汉阳钢铁厂这个巨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拥有大小企业十余个，雇用钢铁工人近万人，采矿工人三千人，采煤工人千余人，使湖北的工业规模仅次数于上海和江苏，占据清王朝所辖地域中的第三位。张之洞在两湖一带做出的赫赫政绩，让他成为后起洋务派的著名首领。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张之洞并不支持清政府跟日本闹翻。他不同意很多人轻视日本力量的看法，认为日本正在崛起，其力量不可小看。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八月一日，清政府对日本宣战，张之洞认为战端一开，就应坚决把战争打到底，反对任何妥协方案和措施，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借“外洋为助”。清北洋水师黄海大战失利后，鉴于“倭势日张，必将深入”，张之洞上奏要求“慎固津沽及盛京(今辽宁沈阳)”。十月底，张之洞直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次向朝廷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十一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又致电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李鸿章因甲午战争处置失当，受到革职处分，朝廷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督师辽东，并将张之洞调往南京，署理两江事务。次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又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阻止日军进犯威海，并表示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北洋水师兵败后，张之洞又建议将驻扎福建的名将刘永福调到山东抗日，收复威海，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政府同意与日本和谈，有割台湾予日本之意图时，急电朝廷，厉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次年三月底，张之洞致电台湾巡抚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台湾民众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又于四月底向清朝廷上奏，提出“废约乞援，练兵再战”的策略。六月三日，日军攻陷台湾基隆港，五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景崧“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唐景崧退回厦门后，张之洞又支持刘永福领导台湾军民抵抗日本侵略军，十月下旬，刘永福战败，亦退归厦门。此后五十年，台湾一直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class=’pag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