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最有战斗力的淮军、湘军相继败在日军手中，这给张之洞以极大刺激。得知日本军队是以德国军队为模本编练出来的，张之洞立即聘请德国军官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分步、炮两营，进行完全的西方式军事训练。刘坤一在辽东抗日失败，又回任两江总督，张之洞返回武昌，继续出任湖广总督。返回武昌时，张之洞将自己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一部带回湖北，吸收下层知识分子进入军队，开办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以高度自觉的精神编练“湖北新军”，为军事上的自强作进一步努力。 　　北京城的“公车上书”让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中国低层知识分子焕发出巨大的先驱光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打出“学习日本，变法维新”的旗号，迅速风靡了整个知识界。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五月，在科举考试中名列二甲进士的康有为任工部主事，康有为决心从北京做起，在全国发动更大声势的维新运动。七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第一份私人报社，称《中外纪闻》，着重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九月，在光绪皇帝近臣文廷式的主导下，康有为组织成立“强学会”，十一月，康有为又亲到上海组织不受清官僚影响的另一强学会，出版发行《强学报》，让梁启超主持上海强学会的日常事务。 　　受北京强学会的影响，张之洞主动捐款五千两白银以示支持，并让自己的儿子张权加入强学会以示尊崇。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曾专请康有为到南京，两人“隔日一谈，每至深夜。”上海成立强学会后，应康有为之请，张之洞又派自己的幕府参谋汪康年到上海参与《强学报》的组织工作，并鼓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的其他知识分子黄遵宪、章太炎、张謇等人加入《强学报》，宣传维新思想的主阵地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在组织官僚团体、社会团体宣传维新思想的同时，康有为还出版了宣扬变法维新的理论专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宣扬成维新变法的“老祖宗”，号召人们“疑经”、“疑圣”，为自己的维新变法运动作理论上的铺陈。同时，宣传维新思想的另一大将严复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出版，着力介绍英国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宣传“物竞于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学说，警告世人一定要变法维新，否则会亡国灭种。康有为的《两考》与严复的《天演论》像划天而过的一颗颗彗星，横扫了整个思想理论界。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元月，有人告发说文廷式、康有为等人用报纸和会社组织结党营私、破坏稳定，强学会和《强学报》、《中外纪闻》遭查封。有朝廷官员意识到报纸、杂志等社会舆论工具的巨大影响力，上书光绪皇帝加强对报纸、杂志的监察，光绪皇帝为此下了一道上谕，规定“年满十八岁者，未犯科条者，未患精神疾病者，可办报。”有了这道上谕作保证，同年八月，汪康年禀承张之洞的意图，自任主编，在上海开办《时务报》，并请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用他犀利的笔锋、流畅的语言、充沛的情感陆续发表《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论文，着力宣扬“变法图存”的维新思想，再次在知识分子与各级官僚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远在湖北的张之洞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时务报》的支持，并称：“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宏纲，无取琐闻，实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张之洞下令两湖大小文武衙门、各官办理学院学堂，按期订阅《时务报》，费用由善后局支付。当年底，张之洞还专门写信给只有二十四岁的梁启超，请他到武昌做客，并称梁启超为“卓老”。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元月，梁启超接受邀请到武昌拜见张之洞，张之洞以迎朝廷部阁大臣之礼大开武昌城中门迎接。当时，张之洞的侄儿娶亲，贺客盈门，张之洞都撇下不管，亲自设宴相待梁启超，与其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梁启超在张之洞面前不敢怠慢，亦执弟子礼称张之洞为“吾师”。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五月以后，在康有为的主导下，《时务报》宣传的主调从变成法、改科举、选才讲学、兴业练兵等议题转到极为敏感的“开宪政，尊民权”、实行西方议会政治这一主题上。张之洞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学堂未盛，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实行西方的议会政治为时尚早，并让人致书汪康年，要汪康年在“宪政”、“民权”等议题上谨慎行事，切莫让《时务报》的理论宣传与中国实情相脱节。接到张之洞的指令后，汪康年阻止梁启超发表过激的议论，引起了梁启超的强烈抗争。加之汪康年故意引用其他同仁跟梁启超相抗，让梁启超对汪康年极为不满，得知汪康年受到张之洞的暗地指使后，年轻气盛的梁启超认为自己充当了张之洞的奴仆，发誓跟张之洞决裂。在上海受到汪康年的排挤，梁启超受谭嗣同所邀，到湖南长沙兴办《湘学报》、《湘报》。在开始的一段日子里，张之洞依然为梁启超的文笔所倾倒，令衙门中的大小官员关注《湘学报》发表的政论文章。同年底，《湘学报》公然把康有为吹捧成《圣经》里的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中国人)走出埃及，寻找光明。康有为等人打着孔子的招牌，想将儒学宗教化，康有为当新一代的教主。康有为等人的狂妄不智触动了潜藏在张之洞等人心底尊崇名教的痛处，张之洞觉得康有为等人野心太大，对现实政治幼稚得可笑，再不跟康有为等人把该说的话说清楚，闹不好自己也会跟着倒霉挨贬。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97年)底到次年春末，张之洞搜求中外典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对照维新派的所言所行，将早期“洋务运动”思想家冯桂芬倡导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极为周密的引证和体系化，细致梳理了 “洋务运动” 三十多年的兴衰成败，并在“百日维新”前夕公布了代表自己一生思想成就以及清政府革新该走向何处的洋洋政纲《劝学篇》。 　　《劝学篇》序言里，张之洞开宗明义，认为中国面临几千年从未遇见的危急局面，“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在空前的“世变”面前，清政府与士大夫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变”，中国才能生存下去，才可能有前途、有希望，“变”已经成为整个知识阶层的共识。但如何“变”、朝哪个路径上“变”，整个知识阶层包括居于上层的官僚士大夫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张之洞认为，中国知识界再这样下去，会导致“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鉴于目前中国局势，张之洞说自己“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舆我同志，亦所不隐。” 　　张之洞将自己的著《论》分内外两篇，明确宣布自己是西学的倡导者，但提倡西学不能丢掉中华传统，朝政革新的根本在于“正人心，开风气。”张之洞指出，忠义传统包括维护清王朝的正统地位，这是中国的大经大义，革新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些大经大义，确保国家的稳定与安宁，而不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把整个国家搞得人心散乱，分崩离析，让国家陷入到没有秩序、自相残杀的更大灾难之中。基于这一点，《内九篇》里张之洞着重讲“一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二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三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四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五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六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七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八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九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拼也。”按照张之洞自己的说法，内九篇就是“正人心”的要则，目标是维护整个国家体制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革新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class=’pag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