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贤相张之洞：千疮百孔封建王朝的一个补丁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治乱兴亡的历史，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换一个民族、换一个阶级亦或一批人来治理国家，政权相应遵循的治理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后来的政权结构充其量只是在前代基础上进行增删损益，缀上几朵其他颜色的“补丁”而已。当然，中国历史上亦有很多人厌恶这种“补丁”做法，另裁一套新衣服，穿上之后结果变成了“皇帝的新装”，在历史上出尽了丑。西汉末期的“王莽新政”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从现存的西汉末期史料上看，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管拥有多高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亦或信奉“三统论”、“五德终始说”、“谶纬学”，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期望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王莽则正是回应这种呼声走上历史前台的。西汉末期，中国知识分子亦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调动了社会各层次的力量寻求变革，求变的呐喊声浪能盖过后世所有期望变革的诉求。王莽非常成功地顺应了这种变革的呼声，利用舆论造势、天降祥瑞等和平手段把西汉王朝的最高权力纳入到了自己手中，基本上用自己的人马替代了原西汉政权中的那帮人，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但掌握政权后的王莽为了显示自己建立的是“新朝”，与旧有的西汉王朝没有任何联系就恶性地“托古改制”，甚至变更西汉王朝许多行之有效的治政方式或原则。这种恶性变更既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与他所标榜的上古“圣治”大相径庭，最后把整个正常的治理秩序搞得一团糟。有知识、有文化的王莽政权最后倒在了文盲式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之下，这不是王莽政权的文明与知识本身有错，而是不切实际的求成心理和“托古改制”让王莽理想得过了头，最终在实践环节上出了错。王莽政权的这种理想主义情结在此后中国封建政治改革史上，特别是知识分子关于现实政权的兴替革新史上一再重演，给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伤害。 　　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编著的《全球通史》中，把公元1500年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分期。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文明史充其量是分散的地区文明史，很少有人类整体的文明份量。公元1500年以后，东西方航路在欧洲探险者的脚下变成通途，世界日益缩减成承载文明的小水球，没有任何地区文明可以孤立于整个人类向前发展的潮流之外。对于仅限东亚一地的中华文明来说，遭到世界文明大潮的冲击已成必然之势。对于缺少世界眼光的中国人来讲，这不是撒满鲜花的红地毯，而是血与火映照下文明观念的再次重组与新生。 　　随着时光的流逝，公元1500年后的中国明王朝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挣扎，终于在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倒在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之下。随后，满族铁骑越过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王朝。除了在整个官僚机构中加添满洲官员以确保其对朝廷政权的优先控制，并将个别官僚机构的职能加以调整或转移外，大清王朝的各种制度结构基本上承袭了明朝，只是在明朝体制之内打下了有满洲人面孔的“小补丁”。清朝雍正皇帝执政期间，将相沿于明朝的内阁机构闲置起来，另设军机处和军机大臣决策朝政，或者让内阁学士同时兼职军机大臣，这让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权更加集中于皇帝及皇帝控制下的中枢机构。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正统的王朝比起来，满清王朝的文治武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的是，满清王朝所面对的局面特别是外部局面比起唐、宋诸代来更加复杂多变，应对起来也就更加棘手。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大清王朝与大英帝国爆发了鸦片战争，只载有几千兵丁的英国船舰用快枪重炮击败了中国十几万守军，劫掠了从珠江到长江的中国华南、华东沿海数省，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让中国尝到了“切肤之痛”。 　　鸦片战争，对于任何中国知识分子来讲，都不是可以置之不顾的巨大创伤。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冬季，洪秀全动用中国革命的传统形式，再打上一个巨大的西洋拜上帝教“补丁”，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把南部中国闹翻了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用西洋新式武器武装出来的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变得十分强大，而湘、淮两军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地方武装打上西洋枪炮“补丁”后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及湘、淮两军的建立，都从实践的角度说明了中国传统式的革命思想、政权建设与典章制度加上西洋式“补丁”能够完成革命、平叛以及重建中国社会的重大任务。当太平军与清兵地撕杀得难解难分时，趁火打劫的英、法两国以续订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为名，再次对清政府发难，派万余兵将从天津塘沽登陆，击垮了清王朝最精锐的蒙古马队。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近郊，火烧了皇家园林圆明园。太平天国没有做到的，西洋鬼子轻而异举地做到了，这对大清王朝心理上产生的震撼无异于“剜心之疾”。 　　与西方列强签订更加屈辱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主政于中枢的恭亲王奕忻力图更张，在北京城设立总理万国事务衙门和专译西书的京师同文馆，开始与西方接轨。而致力于将传统文化思想转变为实用技能、提倡“经世致用”的权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则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力图保持中华忠义正统、维护清王朝地位的同时，公开承认中国的工艺制造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必须推行“补丁”策略，用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与工艺制造技术的“洋务运动”来自强自新，并破天荒地向美国派出留学生，诚心诚意去做西方的学生。在奕忻、曾国藩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洋务运动”逐渐从军事领域向工商业领域辐射，形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的近代工业生产与商业体系。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夏平定太平天国到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秋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的三十年间，“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把中国带入繁荣昌盛的自强境地，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洋务运动”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功效，使遭受太平天国破坏的社会基础重新恢复到了有序状态，基本保持了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运行环境的相对稳定。 　　日本是中国近邻，一千多年来都是中华文明的学习者，在学习中国文化时一直抱着“日本精神，中国知识”的理念加以大胆接纳与吸收。室町幕府(公元1338年至1573年)末期，日本中央政权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各藩州的大名(武士集团)各自为主，相互争斗，爆发了长达近百年的军阀混战。武士出身的日本名将织田信长通过长期征战，将大部日本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织田信长被谋杀后，部将丰臣秀吉接过战旗，最终统一了日本本土，并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和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两次派兵入侵朝鲜，旨在进一步深入中国大陆，争夺势力范围。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日本军队在中朝联军的打击全面溃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随后，部将德川家康继承丰臣秀吉的衣钵，成为日本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建立江户幕府。此后，日本政府牢牢被德川家族所控制，德川家族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民与外界交往。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接连叩击日本大门。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夏，美国舰队入侵江户港(今日本东京湾)，带来了美国总统致日本幕府的信，要求日本开放港口，允许美国人在日本自由经商，并享有治外法权。次年春，美国舰队再次叩击日本，日本幕府不得不签定《神奈川条约》，给美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日本跟美国签定《通商条约》，确认美国人在日本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享有刑事治外法权与民事法外法权。随后，日本又跟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了类似的屈辱条约。闭关锁国的日本德川幕府无法阻止西方世界的入侵，图谋自强自立，推动日本社会变革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而德川幕府的顽固统治又成为日本变革的众矢之敌。自清咸丰八年至清同治七年(公元1858年至1868年)的十年间，日本维新“三杰”木户孝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在日本西南部的萨摩、长州、肥前、土佐四藩以“王政复古”为号召，发起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最终击垮了幕府统治，成立了拥戴明治天皇，恢复天皇权威，致力于文明复兴与现代化的新政权，史称“明治维新”。 class=’page’>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