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如此，读了严先生的文章之后我也在想，假如是“鱼”氏族打败了“鸟”氏族，“鱼”氏族的人会不会为纪念战斗的胜利而绘上一幅鱼吃鸟的图案呢？遗憾的是，这样的鱼吃鸟的图画至今我们也未能发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使鸟能吃鱼，而鱼不能吃鸟的呢？

如果沿着这样的思维定型一路循问下去，我们也许会越来越陷入到迷惑之中。必须在此止步，并溯回到问题的根本之上，那就是：图腾论在此运用的是否恰当？如果不恰当，不合适，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西方图腾论在进入中国本土之后，一开始就深陷于某种误区之中了呢？

三图腾是怎样“没落”的？

岑家梧先生在他1942年完成的《中国民族的图腾制度及其研究略史》一文中敏锐地发现中国学者在古代的图腾制度时存在着一种不理智的倾向：

……所以若果只拾取表面的三二图腾现象，便证明中国古代某族已有图腾制度的存在，则极为不智。如卫聚贤于嘉兴新睦镇发现一鱼形刻石，便说吴人以鱼为图腾。（《吴越释名》，《论文月刊》一卷十一期）又根据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现红陶上的鱼形花纹，便说陶唐为鱼图腾发明陶器的民族。（《古史研究》第三集，252页）又说：“夏氏族有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按贝加尔湖人尚有以鱼为图腾的遗迹，夏氏族当自贝加尔湖来，以鱼为图腾。”（251页）此都失之疏略。……今后苟欲断定夏或吴族以鱼为图腾，必须证明夏人以捞鱼为主要生产，夏人以鱼为部族名号，以鱼为祖先，以鱼为一切装饰的表现对象等等。凡此皆须根据丰富的确实的资料，作深入的系统的探索，始属可信。且图腾传说习俗等，各族均可互相传播，若以某族崇拜某种动植物，乃断定某种动植物即为某族的图腾，亦属危险。

岑家梧先生的上述论述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作风严谨的学者。遗憾的是，他的这篇精辟入里的发言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即便是八十年代之后的学者们也仍然在犯他在文中提到的错误。人们只要在古史中、现代民族的传统故事中或是考古发现的美术形象中发现了动植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往图腾上靠拢。

首先，从古史研究上来说，认定古代民族存在图腾制度主要是根据其始祖传说。如传说中“玄鸟生商”，因始祖母简狄吞玄鸟卵有孕生商族之祖，于是认为商族图腾为玄鸟；如南蛮之女始祖配给一只名叫“槃瓠”的蓄狗而繁衍后代，故认为其图腾为犬；如夜朗国的竹传说，始祖男儿出自顺水漂来的三节大竹，遂认为竹为夜朗之图腾；古高车乃匈奴单于之女与狼交配繁衍而成，所以认为狼是高车图腾；突厥也有始祖与狼交配的传说，因此也被认为是狼图腾的民族。还有古史中记载的人兽合体形象也常常被认为是图腾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推理并不严谨可靠，附会的痕迹显而易见，让人感到中国图腾学说在学术理论基础的形成上是十分脆弱的。退一步来说，假如这与始祖诞生有关的动物真就是这些古代民族的图腾，那么这些图腾在人们的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如果把图腾制推到一个主宰原始民族一切生活的统治地位上，那么更确凿的根据又在哪里？在原始人的精神王国里，图腾究竟是一个“国王”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部门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