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方面，他主张的还是振兴实业。他说：“吾国今日贫弱极矣。虽然，所以弱者，贫为大因。欲救弱先救贫，则须先发达产业。”《资力集合论》，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27页。那么，国家应该实行怎样的实业政策呢？他说：“国家对于实业之政策不外四端：限制、提倡、保护、奖励，如是而已。应急举者则提倡之，既成之业则保护之，人民兴业之气弱则奖励之；外货侵淫，豪富跋扈，则限制之。”他同孙中山一样，认为这才是当前中国的根本问题：“国事之纷扰极矣，国力之疲弊极矣，夫今日各种政务，以现状论，实无一可言进取者，何也？言改革政治必先计财政之充足，而欲计财政之充足，则必图国民经济之发展，此根本问题之解决也，吾言之屡矣。”他又说：“在今日而言，振兴实业，中国国民之资力不足也，合海外侨民之力而为之仍不足也，是不能不假外资，故开放主义在今日中国之经济状态，实唯一之方针。”《产业发展策》，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197、198页。这些言论，也同孙中山相仿。 　　在政治方面，他所主张的同样是政党内阁。他说：“若欲调和各党之政见而折中之，以定进行方案，则其政见必无系统，是使全国政治上失敏捷之效，而增紊乱纷扰之度者也。”“故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114、117页。他自然期望由同盟会来组织这种政党内阁，说：“同盟会者，轰轰烈烈之政党也。民国开国之重要机关也。虽然，破坏既终，建设在即，同盟会既成破坏之功，尤应负建设之责，此吾人今日所极希望者也。”《赵秉钧与同盟会》，见《天仇文集》，“单刀直入集”，第31页。这些言论，又同蔡元培相仿，甚至同宋教仁也相近。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要求自由和秩序的统一：“共和国民，人人有自由，然秩序为自由之界限；共和国民，人人当守秩序，而自由又为秩序之精神。”《自由与秩序》，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138页。这同孙中山的历来看法也相吻合。他在《民权报》上虽然发表很多激烈的言论，但目的并不在鼓吹再次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改变专横独断的做法，谋社会之幸福，以免革命的再次发生。他说：“世界之真理和平也，非残虐也。革命之事，不得已而为之耳。”“吾甚希望世界之和平而人人享自由之福，吾更希望世界之政府及资本家，毋以掠夺为能，而招革命之祸。盖人民而出乎革命也，则政府也、资本家也、平民也，皆未有不受至惨痛苦者。”《公论与人道》，见《天仇文集》，“国际问题”，第1页。 　　综合这些方面来看，戴季陶内心的实际社会政治方案，远不像他使用的言词那样激烈，仍是和同盟会人中的主流思潮相合拍的。 　　四、历史的教训 　　从前面所作的简单考察中不难看出：民国初年同盟会人的种种社会政治方案，尽管有的着重点放在发展实业上，有的着重点放在政党内阁上，有的言词激烈，有的态度温和，而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相通的。 　　他们的共同认识是：中国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需要开始建设，包括政治和经济建设。于右任在《民立报》上说：“昔日未破坏时，先以破坏自任；今日未建设时，犹当先以建设自任。”《答某君书》，见《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37页。他们设想中的建设，事实上是以西方国家的模式为榜样，如振兴实业和政党内阁、议会政治。连已经看到西方国家某些社会弊端的孙中山先生，这时一再强调要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也是参考了德国等政府实行的一些社会政策而提出的。这并不奇怪，也无需苛责。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先进的，它们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要先进得多。除此以外，并没有别的可供学习的实际榜样。 　　在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上，如果革命真的成功了，重点自然需要转移到建设方面来。问题在于：革命是否真已成功，建设是否已可开始。同盟会内部对这个问题认识虽有差别，但大体上都持肯定的态度，没有多少异议。 　　就拿言词最激烈的戴季陶来说，不仅实际主张仍是温和的，他还说过一段明确的话：“革命功成，破坏告终，建设之事，类能言之。而民国初建，政府之人则仍肆其压制手段，在野政客则仍肆其争权夺利之所为。欲不再肇第二次之动乱也得乎？故吾以为不欲奠安中国也则亦已矣，苟所谓政客者尚有仁心，而欲使此四百兆之炎黄子孙，不尽沦为饿，二万万里之土地不尽为外人之逐鹿之场，则应为此一般人民之衣食住问题计，而一稍注意也。人民之衣食住足矣，则工商竞争也、军事整理也、外交进步也、财政改革也，种种问题皆可由此而得一改革之希望。若徒于政治二字死力相持，民生问题置之不问，则国之亡也可坐而待，尚何权利势位之与有乎？”《今日之国是》，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39、40页。他虽然看到民国成立后“政府之人则仍肆其压制手段，在野政客则仍肆其争权夺利之所为”，但他并不希望看到“第二次之动乱”，而且认为：“若徒于政治二字死力相持，民生问题置之不问，则国之亡也可坐而待。” 　　很有正义感的著名报人于右任也有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话。他解释《民立报》的态度为什么同光复前“迥然有异”，说：“当弟在京时，每遇各党新闻记者，必进忠告。谓吾辈丁此时代，无论如何，断不能以国家根本利益供政略之牺牲。今日新闻记者之心气平一分，则国民幸福增一分。盖争小意见而昧大体，吾恐辛苦所得之言论自由，国之不存，将随光荣之历史以俱灭。因思既以励人，必先自励，此《民立》之态度所以与光复前迥然有异也。”正因为这样，他同意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说：“中山之言曰：‘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至哉此言，吾实佩之。”他主张“先消灭南北恶感”，“尤冀同心协办，以救垂危之祖国”。《答某君书》，见《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38、240页。 　　事情确实相当复杂。同盟会人这些想法是天真的，但在当时也有合理的地方：第一，在中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它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兴奋，认为革命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同时也就带来松一口气的感觉，以为从今以后破坏的事业已经告一段落，可以把全力转向建设。这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第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尽管已有许多令人愤慨不满的表现，包括戴季陶所说“仍肆其压制手段”，但当他表面上仍表示效忠共和、各种矛盾没有充分暴露时，多数人仍对他寄以期望，并不想再次看到重大的社会动荡。这不是几个人的认识，而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社会心态。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像于右任所说：“今者，国民盼休养生息之日切，人人厌乱。”《答某君书》，见《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43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党人就大叫大嚷要发动“二次革命”，立刻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且不说他们自身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即便他们要这样做，也只会脱离社会的多数，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 　　可是，革命所要求的应该包括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化。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对中国政治体制以至社会意识形态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这是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但这场革命是远不彻底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因此发生多大变化，中国的旧社会势力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又决定了政治体制上的变化虽然搞得好像很热闹，其实不少只是徒具形式，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袁世凯是中国旧社会势力的总代表。他口头上虽然一再表示效忠共和，暗中策划的却是如何尽快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区别只在于以他的统治代替清朝的统治。革命党人谈论的那些振兴实业、政党内阁、议会政治等等，同他所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但袁世凯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他看清一个事实：经过辛亥革命这场大风暴冲刷后，中国的旧社会秩序已被冲乱了，原来集结在清朝政府这个中心周围的旧社会势力已被一下打散了，把他们重新在自己周围集结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对革命派的全面反扑，也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作好种种准备，这些都需要时间。     袁世凯深深懂得：什么时候需要克制，甚至可以换出一副面容来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时候可以突然翻脸，冷不防地断然下手。他也完全懂得：在他的准备过程中，对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哪些是可以暂时容忍的，如让孙中山去提倡10年内建20万里铁路，甚至让国民党一时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哪些是不能退让的，如政府南迁以及让国民党人担任陆军总长或直隶都督等；还有哪些是必须尽快削弱或铲除的，如利用财政等各种手段，逼迫南方裁军，逼迫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等。宋教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组织强大政党和夺取议会中多数席位这两件大事，袁世凯却并不在乎。一旦他准备好了，立刻就毫不留情地下手：派人暗杀宋教仁，下令罢免国民党在南方的三都督，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吓的口吻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49、50页。接着，就派兵南下，用政治收买和武力讨伐相结合的办法，迅速扫平国民党人被迫发动的“二次革命”，控制了南方各省，并对各地的革命党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搜捕和屠杀。 　　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说孙中山10年内建筑20万里铁路的美好设想顿时化作泡影。更可怜的是，经过那场热热闹闹的多党制的议会竞选，仿佛“国民党之势力磅礴于内外，远非彼三党(按：指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所能颉颃，故其议员之当选，众议院占269名，参议院占623名，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谭人凤：《石叟牌词》，见《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可是，这场“极一时之盛”的议会大选胜利，不但没有带来什么“政党内阁”理想的实现，而且就是这一个民国议会，只要袁世凯动用一点武力来胁迫，竟然投票选出袁世凯做正式大总统，随后又被袁世凯一脚踢开，宣布解散。多少头颅和鲜血换得的竟是这样的结果，实在太富有讽刺意味了。 　　留给革命党人的最大教训是什么呢？并不能要求他们在民国元年就高举起“二次革命”的旗帜，那是不切实际的苛求，在前面已经说过。问题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复杂国情了解得实在太肤浅，对那些盘根错节的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和手段估计得太不足。他们的心地是善良的，在取得一次重大胜利后过于兴高采烈，沉浸在种种美好的幻想中，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他们提出的那些合法主张能顺利实现上，而没有同时作好另一种准备，就是应付旧社会势力可能用最阴狠凶残的手段突然反扑过来。结果，当这种可怕的局面突然出现时，旧势力已悄悄地作好相当充分的准备，革命势力却几乎一无准备。不仅惊慌失措，而且内部也陷入一片混乱和争吵之中。于是，最后的结局只能是那样地悲惨！ class=’page’>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