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 　　同孙中山相比，宋教仁虽然也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并以政治家自许，其实却更多的是个书生。他在1904年流亡日本后，先入弘文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他对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财政等制度相当熟悉，翻译过《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书籍，而对国内的实际革命活动却参加得比较少(留日6年间只去过一次东北，建立辽东支部，不久就回日本了)。“当是时，先生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徐天复：《宋先生传略》，见《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8、70页。因此，他的书本知识要比其他人多，实际经验却少一些。这是宋教仁区别于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的特点。 　　武昌起义后，“先生以破坏既始，建设必须随之，亟为建设新国家之谋”徐天复：《宋先生传略》，见《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8、70页。。他特别注重西方国家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只要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大变化。他到武汉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起草鄂省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担任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不少法规章则。这段时间内，他的贡献主要在这一方面。 　　蔡寄鸥曾扼要叙述宋教仁当时的见解：“宋教仁的主张最坚决的，就是责任内阁制。他认为要建设进步的国家，必须有健全的政府，有权而后尽其能，有能而后尽其责，是之谓‘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又有人才，又在国会中取得大多数的议席，才可以建立起来，巩固起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曾经提出这个主张，议会之中有好多不是同盟会的会员，都表示反对。孙中山也认为形格势禁，恐怕弄成僵局，所以宋的主张未能实现。”《鄂州血史》，上海龙门书局1958年版，第208、209页。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担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虽已是内阁阁员，但显然不足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7月初，唐内阁辞职，他也随同辞职。同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1912年夏季大会，宋教仁被推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了党务实权。他在这次大会上突出强调必须实行“政党内阁”，并且说：“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同盟会本部一九一二年夏季大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9、410页。 　　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是建立在“议会政治”基础上的，很有点学理的色彩。对西方国家那套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式，他不但熟悉，并且几乎全部接受下来。他深信：只要组成强大有力的政党，同其他政党竞争，通过选举赢得胜利，夺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组成责任内阁，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主张。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奔走的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第一，组织一个实力强大的政党；第二，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 　　他在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不顾蔡元培等人的反对，立刻积极地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络，合并成立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理事9人，宋教仁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被推为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由于孙中山几乎不问党事，宋教仁在党内实际上已处于总揽一切的地位。 　　宋教仁所以要那样积极地组成国民党，着眼点主要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多得议席。8月11日，他在五党合并的正式筹备会议上明确表示：“政党以选举为要务。”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下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02页。这一来，不仅使党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党的性质，只满足于党在议会中的活动，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汉民对宋教仁这种做法一直很不满意，批评道：“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那政治活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销蚀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时不独忽略了这一个要点，而且想以选举运动、议会运动替代了革命运动，那如何行呢？”“宋遁初先生的那种主张，同志只要钻进国会去做议员，不必在党里革命，不啻为本党民元以后因政客嚣张而失败的一部分写照。”《从国民党党史上所得的教训》，见《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234、1236页。 　　国民党这个大党一成立，宋教仁马上把工作重点转到国会竞选活动上，力图通过选举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他奔走湘、鄂、苏、沪等地，为国民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的欢迎大会上致辞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选举之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个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5页。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强有力之政党内阁主持于上，决定国是”，又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分划有条理地加以确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见《宋渔父》前编，政见，第21页。 　　重读宋教仁这些豪言壮语，真觉得它实在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宋教仁对革命是忠贞的。他在辛亥年初赴广州参加“三二九”起义时对于右任说：“成则救四万万人，败则送我一个头颅，值得值得。”《答某君书》，见《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他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也是真诚的。但他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太缺乏了解了。在想象中似乎相当完美的政治设计，一进入实际社会生活，换得的常不是设计者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当他写下5年如何、10年如何那段兴奋的话时，谁能想到，离他的惨死只剩10天了。如果袁世凯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还掌握着一切实际权力的时候，单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是太可笑了吗？名重一时的宋教仁，其实仍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书生，这真是可叹的悲剧！ 　　处在旁观地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当时就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法律为万能，但能全本抄录外国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其旧派则任有何种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领及伎俩，一切国法，弁髦视之。此二派水火之不相容。”《远生遗著》，第6页。这是对“法律万能”论的辛辣嘲讽。事实的确是这样：“任有何种法律”，对袁世凯说来，到时候都可以“弁髦视之”，使它成为一张废纸。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有更多了解的黄远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为“但能全抄录外国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这只能是虚幻的梦想。 　　那么，为什么宋教仁的主张当时能在党内风靡一时，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为什么原来在同盟会内并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这时却特别引人瞩目，一跃而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总揽了党的大权？这同那时整个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有关，也可以说是民初特定局势下的产物。我和胡绳武同志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还曾这样写过：“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革命党人信奉和追求的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除了这种欧美式的代议制度外，他们确实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政治方案来。同时，还可以注意到有两个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个是，同盟会会员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学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学生，他们学习了一脑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洋教条，迷信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万灵良药’；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许多同盟会的活动分子这时已当上了议员，他们享受着袁世凯赏与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额薪金，一面在议会中高谈阔论，一面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宋教仁‘议会政治’的主张也反映着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就是这种主张能够在同盟会内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金冲及、胡绳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见《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2页。 　　宋教仁的惨死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 class=’page’>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