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宋教仁的主张把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但不等于说他不赞成发展实业，也不能说他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便放弃了民生主义。他在1913年1月8日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首先强调的固然是：“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但在解释国民党政纲时也说道：“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宋教仁：《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第446、447页。第二天，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他虽然说：“兄弟对于此道未尝学问，不敢多说。”但仍声明：“兄弟亦曾与闻其事，并极力赞成。”宋教仁：《湘省铁道协会欢迎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第44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同孙中山在如何建设民国的主要着眼点虽然显有不同，但并不是对立的。 　　除孙中山和宋教仁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同盟会内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黄兴、蔡元培、戴天仇(季陶)等人的主张。 　　黄兴是同盟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他在领导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时，出生入死，艰苦卓绝；在平时，待人谦逊宽厚，遇事勇于负责，因而享有巨大的威望。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投身革命后一直奔忙于组织武装起义的实际活动，在政治和理论方面较少独立而系统的主张。他自己曾坦率地说：“鄙人奔走革命，十载于兹，艰险备尝，于政治未遑研究。”《在湖南政界欢迎会上的演讲》，见《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5页。胡汉民也这样评论他：“克强先生平时于社会科学等不很留心。他认定破坏是革命党同志所长，建设是革命党同志所短，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他便主张找若干非同志来办建设。他所谓非同志而能建设的，乃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的老官僚之类。因此，当时政府中，便很有几个这样的人。对于人才的选用，能够兼容并包，固是克强先生的长处，同时也正是他的短处。”《现在学陈英士先生什么》，见《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350页。当孙中山北上会见袁世凯时，黄兴因袁非法捕杀张振武和方维，延迟前往。但9月10日他在国民党天津支部欢迎会上又说：“改革以后，建设甚难。”“兄弟对于现在进行，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在天津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见《黄兴集》，第255页。 　　对振兴实业和实行政党内阁两个方面，他都表赞同。 　　对振兴实业，他曾这样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然不速建铁道，则实业决难发展。盖实业犹人身血液，铁道则其脉络。脉络滞塞，血液不贯注，自然之理也。”《铁道杂志序》，见《黄兴集》，第252页。这些言论，同孙中山几无二致。在孙中山就任全国铁路总办后，他也就任汉粤川铁路督办。 　　对政党内阁，他谈得也很多。由于他强调“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在北上同袁世凯会见后，他特别热心于奔走劝说包括袁世凯的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内的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10月4日，黄兴和陈其美联衔邀请全体国务员、国民党籍议员、国民党本部职员和各报记者100多人举行叙别会。黄兴在会上演说：“本党惟一宗旨，愿在扶助政府。然使政府与政党不相联属，扶助之责容有未尽，曾与袁总统一再熟商，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总统极端赞成，后又商诸国务员，亦均表同情。今于濒行之夕，约各界诸君宴叙，并以代表本党欢迎加入本党之国务员诸君。”《在北京叙别会上的演讲》，见《黄兴集》，第278页。他甚至“竟想把袁拉进国民党来”。这件事做得实在有点滑稽，以致连袁世凯也觉得好笑，对杨度说：“皙子，你看我像不像一个革命党？”赵秉钧倒算是加入了国民党，袁世凯乘此放出空气说：“新任赵总理是国民党人，又是黄兴亲口提出来的。你们瞧，国民党所提倡的政党内阁不是已经实现了吗？”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74页。孙中山比黄兴先从北京回到上海。他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看来，“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主要实出于黄兴的主动。 　　蔡元培在同盟会中的声望也很高。他在前清做过翰林，又曾留学德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以至袁世凯任总统后的唐绍仪内阁时期，他都担任着教育总长，因此发表的言论以教育方面为多，对全局性的主张谈得不多。他在一段时间内特别强调的是：革命党人所作所为原是为国民谋利益，现在民国既已成立，当不应再存权利之争。他到北京就任唐内阁教育总长后，邀请共和党人范源濂出任次长，并且诚恳地对范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按：当为同盟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他随同唐内阁辞职而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时，所抱的仍是这种“以国家为前提”的态度。他说：“统一政府既成，甲、乙两派之主张，常致两歧。”“以致两三月来，政府毫无大政策发表，朝令暮改，无非琐屑之端，不速挽救，于大局万分危险。”“与其两派混合，致政治不能进行，不如任何一派主持国务，犹得实行其政见。”“各方面有责谓不以国家为前提者，不知正以国家为前提，故如是也。”《在临时教育会议谈话会上的谈话》，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6页。 　　但蔡元培并不主张无原则的调和，他是个外柔内刚的人。他反对政党之间的权利之争，但对个人信奉的原则却历来持之甚坚，并不随人摇摆，也不轻易妥协，因此对将同盟会和其他党派合并成国民党很不赞成。这年7月21日，他在同盟会北京本部夏季大会上演说：“我同志何故而须结集此团体乎？盖先有宗旨而后成团体，并非先有同盟会而后造出宗旨去装做的。所以同盟名目，万不能改，不能舍己从人，只抱定三大主义做去，务以达到民生主义为目的，虽招反对，亦所弗恤，是亦希望于我同志者。”《在同盟会北京本部夏季大会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71页。 　　还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认为民国既已成立，厌恶党派之间的权利之争，要求重新出国学习，以备将来为建设民国服务。“有人提议继续出洋留学，完成以前未竟的学业，大家都很赞成。当时蔡元培在做教育部长，经过他的批准，大批革命党人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接着便纷纷放洋而去。其中有不少好心的人，以为民国既经成立，自己就应该学点真实的本事，将来好从事建国的工作。他们当时并不了解：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反动政府，但继起的袁世凯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具。他们更没有料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兴盛起来，相反，民族的危机和人民的灾难却更加深重了”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见《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95页。。这样的人为数也不少。甚至连汪精卫当时也标榜要“自力于学”，“思为社会有所尽力”。“自南北统一后，决志不入政界，一洗争权攘利之颓风，远引留学巴黎。近闻大总统授与勋二位，尤力辞不受”。雷铁崖：《汪精卫高洁可风》，见《雷铁崖集》，第410页。 　　在民初的同盟会人中还有一个特别惹人注目的人，那就是戴季陶，通常写文章用的名字叫“天仇”。他所以惹人注目，是由于他的言词特别激烈。在《民权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使用这一类语言：“国民公敌之袁世凯”，“以暴易暴，惨无人道”，“专制魔王之毒辣手段，至今更别开生面矣”。他甚至把要杀袁世凯、杀黎元洪等列为文章的题目。这在当时是颇为罕见的。 　　他对当时黑暗政治的抨击，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揭露，确也常能一语中的，发人猛醒。例如他在一篇题为“失败之革命”的文章中说：“革命成功矣。革命者，革除中央政府之专制政治、顽固人物，而易以新政治、新人物也。今则中央政府之已革去者，不过大清帝国四字而已。革命之起，起于地方。革命之终，亦终于地方。中央政府既未经事实上之改造，更未受思想上之淘汰，而遂标榜革命成功，是失败耳，何成功之有！故此次之革命，非能革去恶政治也，所革去者仅满洲皇室之主权耳，专制腐败犹旧也。呜呼！”《失败之革命》，见《天仇文集》，“单刀直入集”，上海民权报发行所1912年版，第1页。这些尖锐泼辣的言论博得很多读者的好感是很自然的。 　　但抛开他那些激烈的词句，细看他提出的实际主张，又会发现：他的思想远不像粗看时那样激烈，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超出前面列举的其他同盟会人所提主张的范围。 class=’pag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