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党外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化”主张也表示赞同。张申府明确表示：毛泽东的主张“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这一主张“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柳湜发表《论中国化》的文章，对中国化的重要性、内容和“学术中国化”的实施方略展开了详细的论证。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运动当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等提法越来越集中出现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著述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使用“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提法，王稼祥则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渐渐明确：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即已完全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三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理论主张往往是时代思潮的产物。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确立，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中国化”的浓厚气氛。有人曾这样描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这里不再有五四时期“世界化”的旗号，不再有担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忧惧，不再有“同浴于世界文明之流”的歌唱。有的是“中国化”、“中国魂”、“中国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就像“世界化”之于五四时期一样，“中国化”成为抗战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潮。

学术界出现的关于“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就体现了这一点。亲历其事的郭沫若1941年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学术中国化’口号的指出，更引起文化各部门的热烈响应。文艺创作者热烈地讨论复兴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戏剧家研究各地地方戏作实验公演；音乐家也搜集各地民歌，研究改良，作实验演奏；社会科学家研究着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着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战时生产、医药卫生等中国具体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口号；哲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思想在抗战建国上的各种问题”。

“中国化”思潮，广泛波及各个社会阶层。学术界如此，蒋介石和国民党亦不例外。当时甚至出现了对“中国化”旗帜的争夺。国民党御用哲学家（曾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叶青宣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西方思想的中国化，“孙先生虽然没有讲中国化三个字，却在实际上是中国化底开始者、实行者和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