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之后，左翼知识分子柳湜也使用了“中国化”的提法。他在新启蒙运动刊物《战时文化》上发表《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文，指出：“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我们要求适合我们今日的生活的新文化，但同时我们提出继承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保卫我们的民族文化。”

二

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向全党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部署党的工作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张闻天指出：“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宣传工作“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广大的人民所接受”。

六届六中全会后，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不断使用这一概念。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上，就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具体解决中国的问题。”1941年，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的书信中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

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理论论证。1940年，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基本原则和具体途径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身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真正的中国化，就是要真正地能够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要真正能‘理解、精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杨松发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张如心发表《论布尔赛维克的教育家》等文章，支持和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定“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确实已收到了很大的成绩”，毛泽东的讲演和著作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