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均有深入研究，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由来，却着墨不多。本文根据掌握的材料，就这一问题作一简单梳理。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开始。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李大钊就已经指出：社会主义“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实际上就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瞿秋白也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毛泽东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写成了后来称之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论断。但是“中国化”的具体提法，要晚出几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曾出现过“中国化”的主张，但影响不大，其提出者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化”提法的集中出现，始于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至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继承五四启蒙运动为宗旨，为“挽救国难”而发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运动当中，不少参与者反思中国知识界现状，纷纷提出了“中国化”的主张：

1936年，马克思主义者陈唯实在其著作《通俗辩证法讲话》中，率先提出“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他认为这是辩证法的“先决问题”。

1937年，哲学家张申府在推行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

“中国化”提法对后世影响较大，或者说引起历史学家们较多关注的是艾思奇。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然而，通俗化并不等于现实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低级阶段，中国化现实化是它传播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后者，才能既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深入地传播，又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从而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