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客观地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尚处在幼年时期，马列主义水平不高，革命的实践经验还不丰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没有树立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的意识，因此不能深刻认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关于土地的政策，有些时候是不坚决的，甚至还有前后矛盾之处。这也是农民运动不能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gc`d员，镇压工农运动。在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夹攻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了，轰轰烈烈的农运陷入了低潮。 　　武装割据分田地 　　对土地问题的不同意见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仅使中国gc`d人认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使党认识到不掌握革命武装和政权，就不能真正进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革命。因而，1927年7月20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发布《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其后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武装起义。并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中心问题”，要求没收大地主、中地主的土地分给佃农和无地农民。 　　“八七”会议后，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起义和全国其他地方几年中相继举行的武装起义大小有200余起。到1930年，武装起义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甘肃、陕西以及四川、江苏等省的300余个县，建立起13个军、约10万人的正规红军，创建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建立，红色政权的形成，使土地改革成为可能。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大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怎么搞法？这还需要全党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创造。各支红军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各有自己的做法，争论比较多。在1928年党的“六大”以前，从土地斗争来说，主要在四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一)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二)对待富农的策略是不是应当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怎样加以区别？(三)没收土地以后，如何进行分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分配？或者是按人口和劳动力兼顾的原则去分配？(四)土地归谁所有，是归农民私有，还是归政府公有？ 　　毛泽东和《井冈山土地法》 　　这一时期，各根据地(如井冈山、闽西、赣东北、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都有自己的创造，积累了经验。总的来看，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展得比较好。它是有步骤进行的，不是一下子铺开，而是开展打土豪的游击暴动，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农民组织，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初步掌握和分析了湘赣边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村阶级关系，使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土地政策的制定有了事实的依据。 　　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运动逐步全面展开，县、区、乡都普遍组织了土地革命委员会，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分田。当时，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土地，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 　　当然，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和其他根据地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曲折，有来自敌人的破坏，也有来自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过“左”政策的干扰。   　1928年12月，在井冈山根据地一年来土地革命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共9条14款，它对于没收范围、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和区域标准、土地所有权、手工业工人及红军官兵、政府工作人员是否分配土地的问题，都有具体的规定。这个土地法，由于经验不足和受党中央过“左”政策的影响，存在着三条原则错误：(一)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原则错误，后来逐步改正了。尽管存在这些错误，但它是中国gc`d的第一个土地法，在土地革命史上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此后的中国gc`d的土地法，大都是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不断完善而成的。 　　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gc`d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对于农民土地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就有关土地政策和斗争策略等六个问题作了决定： 　　第一，明确指出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改正了过去“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规定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 　　第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乡村的基本力量是贫农”，贫农和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 　　第三，明确指“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贫农、雇农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并且明确规定“在中农和小农私有制占农民人口多数的地方，‘平分土地’必将触犯广大的中农的利益，尤其不能强硬施行”。 　　第四，对于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的态度不同加以区别对待：在富农因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应争取富农参加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地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在富农已成了反动力量的地方，“那么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 　　第五，在多数农民群众拥护“平分土地”时，“gc`d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同时，党对农民要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平分土地”，“决没有真正平等之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能够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建设”。 　　第六，保护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业小手工业等等的财产)，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店东、小资产阶级的怠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大会之后，8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一书，提出“保障小商人营业”的口号。 　　上述六条是正确的土地政策和理论，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