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农民运动的方向，但还没有提出如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1924年7月开始举办的，其主要领导和教学均由gc`d人负责。第一届至第五届主要是培养广东的农运干部。第六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把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共吸收了来自20个省的327名学员，他们大多是农运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青年学生。毛泽东给学员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作，引导学员如何研究农民问题。他还组织学员到海丰、韶关等地农民运动中去实习，并引导学员开展调查研究，学习实际斗争的经验，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其间，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党的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人也到讲习所任过教。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了中国gc`d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学员们在1926年9月毕业后，立即返回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地主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1927年初，全国农民运动已经以湖南为新的中心迅速发展起来。到1927年3月底，农民协会的组织已遍及粤、湘、鄂、赣、皖、陕、闽、川、豫、浙、苏、直、鲁、桂、热、察、绥等17省，有组织的农民达800万人。农民有了组织之后，便开展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政治上，农民协会完全剥夺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发言权，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通过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游乡、关进监狱、驱逐、督促政府枪毙等方式，除掉了地主阶级的特权，扫尽了他们的体面，树立起了农民的权威。经济上，实行了减租、减息、减押、废除苛捐，并普遍开展了平籴、阻禁和对土豪劣绅进行清算等斗争。随着地主政权被打倒，族权、神权、夫权这些束缚农民的精神枷锁，也被打破了。农会还兴办学校，普及文化，禁止赌博，收缴烟枪，禁止宰杀耕牛，禁止大摆酒席和用粮食煮酒，违者罚款。同时，还办合作社，筑塘坎，修道路，发展生产，使农村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气象。 　　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生动叙述的：农民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亡。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几种分田方式 　　1927年3月30日，湘、粤、鄂、赣四省农协代表和河南武装自卫军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办公处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会上推选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13人为委员。毛泽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在全国农协制定的《今后农运规划》中，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都作了具体部署。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以中央农委的名义，向会议提出了《对农民宣言》，指出农民问题的内容就是贫农问题，贫农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的成功。 　　在全国农协的部署下，湖南农会组织由1927年1月的200万会员激增至4月底的500余万。各地农会纷纷夺取团防局的枪支建立农民的自卫军，湘潭、平江、衡阳等10余县均成立了自卫军和自卫军常备队。在建立自卫军的同时，各县农民又开始行动起来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根据林伯渠在《湖南的土地问题》中的记载，其方式有以下几种：(1)平均佃权。佃农在农会组织下，互相将租种的田平均耕种。(2)清丈田亩。地主的田计租面积往往超过实有面积，农民通过清丈，减少了纳租的数量。(3)插标占田。益阳、衡阳、湘乡、湘潭、长沙、醴陵等县，失业农民无田可种，便将耕种权重新分配，各人所种之地，插标为记。(4)分田。此举由长沙附近的霞凝乡首先实行，将全乡所有土地，按人数和劳动力平均分配，成年人每人可得田8石，未成年者可得4至6石。在湘潭、醴陵等县也进行过类似的分配。 　　湖北也在迅速发展农会组织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农民武装，加紧向封建势力开展进攻。如黄梅县蔡山农会烧毁地主的田契和债券，进行了清丈田亩，登记土地，黄安城关牌坊店已开始“分种良田”，没收了大地主的9石良田。 　　此外，江西省西部一些县的农民也起来解决土地问题。 　　《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gc`d员和革命群众遇难。武汉革命政府获悉后，在gc`d和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向蒋介石集团进行了声讨，形成了武汉革命政府和新成立的南京反革命政府的对立。 　　1927年4月27日，中国gc`d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经验，讨论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和确定党的近期任务。对于农民问题，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并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建立农村的革命民主政权确定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对于没收地主土地问题，提出了“(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等三项原则，同时提出了“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的主张。 　　这个决议案是中国gc`d历史上第一个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尽管是不彻底的，但是如果能够付诸实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可是，会后将它提交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讨论时，由于受到陈独秀支持的谭平山等人的退让，只是原则上得到通过，被要求暂缓执行，没有对外公布。所以，这个关系最迫切问题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实际上被否决了。党的“五大”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评，但会上仍保留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使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带来了更大危害。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委会，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会后，共产国际即对中国gc`d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其中最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在中国立即开展土地革命。指示到中国后，陈独秀不但不考虑执行，还秘而不宣，不让党内其他同志知道。在武汉政府汪精卫集团的动摇日益明显，中国革命的前途十分艰难的严峻局势面前，陈独秀却命令新闻记者党团在武汉《国民日报》写文章批评农运，要gc`d领导的农政部出布告，中央宣传部出宣传大纲，以纠正“自由行动”的没收土地等“过火”行为。5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竟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要求“乡村中的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府所规定的幼稚行为，立即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严重束缚了农民群众的手脚，纵容国民党右派、新军阀、封建地主阶级对工农运动进行镇压，成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毛泽东等一些支持农民运动，力主建立革命武装的革命者，虽然同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但由于没有党内的领导权，毕竟不能从全局扭转陈独秀所造成的恶劣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