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在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所以从来不主张远征。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进入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农耕文明依靠的是春播秋收、精耕细作，强调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按照许倬云教授的说法，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讲究聚族而居，代代相传。不少中国文人即使在城市里呆很久，也认为是“客居”，迟早也要还乡。这种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航海家的海洋文明和马背上的游牧文明全然不同。后二者强调冒险、进取，前者则主张防守、和平。譬如我们的万里长城，就是用来防守游牧文明的进攻的；再如杜甫写过“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的诗句，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即使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汉武帝，都没有想过远征希腊和埃及。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世界地理知识，可当时其他文明的君王也没有世界地理知识，但只要听到远方有财富有强权就骑上了马背，到很远的地方去征战。这就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差别。守土自安，对外面的土地不感兴趣，这是沉淀已久的民族集体心理。所以你看郑和下西洋，走了那么多地方却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领土要求，只是展示大国雄威。再看古代世界，很多军事远征，必然会遭到报复，军事报复的第一步就是消灭对方的文明。即使胜利了，也可能是文明自杀。比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从希腊一直打到伊朗，还到了印度、巴基斯坦。看上去是胜利了，使希腊文明得以东传，但这也间接导致了希腊文明的衰落。因为在古代，一种文明超越边界，变成军事工具，要在不同地方落根，这个文明就很难存活。中国没有发动过这样的军事远征，为文明的延续保留了实力。当然，这个规则一到近代就被西班牙、英国的海洋霸权打破了，远征不再意味着文明自杀。但古代的历史毕竟长得多，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避免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的灭亡命运，确实与不远征有关。

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时大明王朝气数很盛，按他的说法，中国当时拥有世界上相当精良的陆军和海军。中国会不会打人家？利玛窦就此进行了几十年的考察。晚年，他在《中国札记》里得出结论：中国的皇帝和官员都很满意自己的一切，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和我们欧洲人不一样，欧洲人稍微有一点富强就想到去占领。有两个美国史学家写的《世界文明史》，其中一段说：中华文明登上世界文明舞台的时间比较晚，但登上后却未曾中断，主要原因是：中国从来没有把整个国家都变成远征机器。这一点确实是中华文明在古代没有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灭亡，还在于它一直处于有序状态。“有序”的代价是使得整个国家比较保守，不太自由，但“有序”的同时也使得中华文明避免了“无序化耗损”（熵）得以有效延续。一方面，自秦代对文字、度量衡的统一，自汉代开始建立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如郡县制、户籍制等，使得国家即使经历了战争和改朝换代，还能运转有序。另一方面，延续了1300年的中国科举制度，为有效管理提供了丰沛的人才资源和统一的管理哲学。与世袭为官、养仕为官、军功为官等方式很容易造成的无序吏治完全不同，科举制度确立起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国土地上，任何一个男子通过文化考试就可以成为各级“公务员”，这就使偌大一个中国一直处于有人管理的状态，这一点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