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夏禹为治，就颇为开明，为广征不同意见，门悬鼓、钟、磬、铎、鞀等五种器具，让那些提意见的人“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为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夏禹能留名青史，看来就与其广开言路、勇于纳谏密切相关。

春秋时期，齐国之成为首霸，与齐威王的开明统治也息息相关。《战国策·齐策》载：齐威王曾悬赏求谏，“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赏令一出，“群臣进谏，门庭若市”，齐国因此政通人和，邦安国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汉唐盛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强势生存状态的标志性时期。但在历史辉煌的背后，也不难发现汉唐王朝在其前期，统治者的开明豁达、纳贤容谏确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汉高祖刘邦出身寒贱布衣，并无文才武略，但有自知之明，知人善任，曾博采张良、陈平、刘敬等谋士之良策，故而在楚汉相争中能战胜项羽，夺得天下。建汉后，刘邦一如既往，每有大政，必与群臣商议，择善而从。刘邦这种广开言路、博采众议的风格，不仅垂范于子孙，也为后世所称道。以性情宽厚、睿智仁爱著称的汉文帝，也是善于纳谏的典型。《汉书·刑法志》记：文帝十三年，少女缇萦因其父罪当处肉刑而上书文帝，指出肉刑的残酷，表示愿没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文帝览后感到言之有理，于是下令进行刑制改革，从法律上正式废除残害肢体的肉刑，从而使我国古代刑制向“文明”迈出重要一步。一个普通少女的上书，竟然成为万民共尊的皇帝进行刑制改革的直接诱因，足见汉文帝“从善如流”之风范。又如，当时百姓多背农逐商，贾谊为此谏言：国民不务农而趋商，必使农产品积蓄锐减，长此下去，百姓将衣食不足，军费无着，灾年难度，国家难治。所以，他提出，当务之急是使民还农。文帝听后幡然醒悟，劝民农桑，并躬耕于田亩，还采纳了晁错提出的贵粟政策，卒收促民舍商逐农之效。到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之治”的出现，与汉初统治者的开明统治、诚纳谏言确有一定关联。

唐代开国之君李渊，从隋朝速亡的前车之鉴中彻悟“兼听则明”之真谛，深知专横独断、不受谏言、阻塞言路必致社稷倾危，因此分外欣赏汉高祖刘邦“从谏如流”的气度，表示自己也要“虚心接待，冀闻谠言”，并要求臣下“各展器能，以匡不逮”。但在虚怀纳谏方面，唐太宗实际上更远胜乃父。《贞观政要·求谏》载：唐太宗初登极即言：“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所以，他要求公卿大臣“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他还向大臣们保证：“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他甚至说：“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贞观政要·政体》）身为人主而能以谏官为师友，不管有无自我夸饰的成分，其度量已是难能可贵。无怪乎，在太宗朝出现了许多敢于直言不讳、面折廷争、犯颜极谏的大臣，魏征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典型。为广开言路，唐太宗还进一步完善谏诤制度：一方面强化门下省对中书省所拟诏敕的封驳权，要求门下省对“诏敕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贞观政要·政体》）。这就使门下省对诸如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甚至帝王的出巡、外戚的不法等大小政事都可发表意见，封驳谏诤，从而大大减少了皇帝决策的失误；另一方面又要求宰相及三品以上官入廷议事，皆使谏官随之，若遇失误，即行论谏。据称谏官“有所开说，太宗必虚己纳之”。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评价：“当时言无不尽，而治得其理。”可见，唐太宗时出现的“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昌盛局面，也是与唐太宗从谏如流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