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险象环生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诸葛亮的过虑。吴中智士周瑜就曾上疏陈利弊，力劝孙权就此留备，他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令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同上卷五四《周瑜传》)
        周瑜之于孙权和诸葛亮之于刘备，其影响均非一般智士可比，而当时的情势又是如此险峻：只要孙权稍生变故之心，刘备将即遭不测之祸。但周、葛并未劝住孙刘，并不是周公瑾的上疏不够说服力，而是孙权综览了全局，看到了联盟继续保持的必要：“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同上)而刘备也以同样的政治眼光正确地度人度己。因此虽然“天下智谋所见略同”，孙权和刘备却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成功地结成了这次婚盟。可以说，这次政治婚的达成是这两位政治家英雄本色的显露。
        对这次婚媾使孙刘联盟得以延续的意义，一直以来人们在评估中肯定不足。尤其对孙权，由于文学作品不明就里的渲染，这次意义非浅的政治活动竟被浓缩成一句满含贬义的俗语——“赔了夫人又折兵”，留传了千百年，一直被作为彻底失败的范例。其实这是对历史的歪曲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次成功的婚盟，而后三国的历史也许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联盟的延续在当时使双方都腾出了时间和精力巩固了自己。在刘备一方，固然因为孙夫人的桀骜不驯，就婚姻本身来说实为有名无实，甚至成为变生肘腋的隐患，常令刘备“衷心凛凛”。但其时刘备初恃荆州，其地待扩，其势待张，如他自谓“当有所求”，联盟的积极意义在于起码在以后的短时期内避免了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使他得以全力进图益州。建安十六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居守荆州，自己率兵入益州。与原益州牧刘璋发生冲突后，诸葛亮又与张飞、赵云引兵入蜀增援，追降刘璋。益州遂成为刘备守望全局、建立蜀汉的中心地盘，在孙权方面，也利用了这个时间整治了内务，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次年城石头，秣陵改为建业，夹濡须水口立坞，有备无患。十八年，曹操果南下攻濡须，孙权一边请刘备救援一边全力拒操，迫曹军相持月余之后退回。至此双方基业都已初定，联盟的使命基本完成。于是“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给这次政治婚画了句号。
        孙刘第二次政治婚仍由孙权发起，媾婚对象是刘备亲信之将关羽。有关这次缔婚，史书只在描述关羽一生最后一役中作了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