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良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整个西汉时代的良吏，以汉宣帝时为最多。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为政宽简。其统治往往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得到时人的好评。“循吏”是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
　　 其次，整顿吏治形成的奖励机制，促进了官吏素质的提高，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高效的运转。宣帝时有不少官吏，刚做官时文化素养并不高，由于皇帝的提倡和仕途的需要，往往在政务之余，拜师或自学儒学。如邴吉出身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黄霸为吏后，在狱中从夏侯胜学《尚书》等等。宣帝时历任丞相的素质，无论学识，能力，治绩，都大大优于武帝、昭帝时期。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决策，举荐考核官吏，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从而彻底改变了武昭时期丞相无所作为的局面。还有许多官吏，或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再次，整顿吏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中兴大业。整顿后的郡国守相多由良吏担任。他们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当然，宣帝时的吏治仍有不少弊端。有些官吏执法不公，草菅人命；敲诈勒索，繁兴徭役；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应付差事，敷衍塞责等等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官吏虽无大过，但平庸无能，不称其职。就连宣帝本人在执行中也带有较大的感情色彩，出现了冤案，错案，以及后期重用宦官等。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宣帝整顿吏治是成功的，是应予肯定的。
　　 召开会议，整理经典
　　 宣帝继昭帝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法典的性质。但是，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开这次大讨论。萧望之等大臣参加评论，汉宣帝亲临会场，随时对争论问题作出裁决。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也进入官学。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调整政策，发展经济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昭帝、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整顿官营，调整工商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轻徭薄赋，劝民农桑
　　 汉宣帝继续奉行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对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抚恤更多。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残疾的地区，都免除三年的租赋。五凤三年（前55年），诏令减天下口钱。甘露三年(前52年），令减收算赋钱，1算减30钱。甘露三年（前51年），又诏令免除当年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