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清谈的高峰期，在泰始至太康的承平之世。八王之乱一起，想谈也谈不成了。王衍在此期间获得盛名，尚未身居宰辅。即令身居宰辅如王戎，也无事可做。语云：“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如果上面不动嘴，下面当然无可跑腿。武帝在位26年，只干了一件大事，即平吴，统一全国。这次战争其实规模不大，陆机《辨亡论》就说过：“夫太康之役，众未盛乎曩日之师。”战前参与机密积极作准备的，也只有羊祜、张华、王浚、杜预几个大臣。279年冬到280年春，前后不到半年，平吴已毕。这件大事，不影响名士清谈。此后，司马炎“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更无所作为了。很多事该做，可他不动；总开关不开，整个机器停止运转。所以这20多年中，高官名士无非悠游卒岁。不清谈也可以，那就“朝集金张馆。暮宿史许庐。南邻击钟鼓，北里吹笙竽”(左思《咏史》)。还可以像石崇、王恺那样斗富，像王戎那样聚敛。如果说“清谈误国”，那么穷侈极欲、贪污腐败倒比清谈有益于国吗?
       葛洪是做过几年官的，知道内情。他在《抱朴子•百里篇》中说：“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其官益大，其事愈优。”高官悠闲，乃古代正常情况。所以现代史家认为大官责任大，就必定夙夜在公，忙个不歇；否则就会误国。其实是推想而已。
       二、儒者的抨击。从与王衍同时，著《崇有论》抨击玄谈的裴頠，到东晋元帝时上疏的应詹，指责“王弼、何宴二人之罪深于桀纣”的范宁，痛斥放诞名士的卞壶，直到干宝的《晋纪总论》，都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评论的。儒者捍卫纲常名教，起而抨击异端，这种卫道热情可以理解。但儒家的是非不应作为现代史学家的是非。历史上儒学大盛的朝代不少，又何尝能长治久安?口称孔、孟而狗彘其行的人难道不够多吗?例如与王衍同时的曹志，是曹植之子，司马炎用为乐平太守，他在郡上书“以为宜尊儒重道”。迁章武、赵郡太守，“虽累郡职，不以政事为意，昼则游猎，夜诵诗书，以声色自娱。”(晋书本传)尊儒的人照样不干事，不清谈而诵诗书，在客观效果上与清谈又有何异!只是自唐以下儒学仍居正统，史家以儒学观点论史者众多，于是骂王衍清谈误国之声遂亦不绝于耳，其实无非人云亦云。时至今日，不该还跟着他们起哄了。
        三、对重要史料的误解。《世说•轻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行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日：‘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是很有名的一段话，是谴责王衍误国的最早的言论，说这话的又是东晋重臣桓温，自然引人瞩目。但须注意，桓温只责王夷甫等人误国，并未说明他们何以误国。桓温是晋臣，头上有司马氏天子，像唐太宗在《晋书•武帝纪论》中所说的“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这样极为中肯却是直斥皇帝的话，桓温是不敢说的，他只能骂王夷甫。过了150多年，刘孝标在《世说》此条下作注，引《八王故事》及《晋阳秋》两段话，才铸成了“王夷甫清谈误国”这样一个论断。这是刘孝标的认识，不是桓温的原意。但《世说》及刘注影响大，读者亦未必细究，遂将桓温和刘注合成的判断，深留在印象中，其实却是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