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王衍误国主要不是由于清谈，而由于他是草包、饭桶，身居高官却全无为政的才能。两晋清谈家甚多，王衍的弟兄王敦、王导都好清谈，这两人都有治国之才，开创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敦后来又祸国，治国祸国都与清谈无关。谢安也是清谈家，同时是杰出的政治家。他团结朝野上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因为他有才能，清谈并未妨害他治国。乐广为官也没有多少政绩，却无误国之愆，在河南尹位上．处理愍怀太子故臣冒禁拜辞的问题，很有水平，比王衍“自表离婚”高明多了。这些都证明，清谈与误国并无必然联系。
        王衍以太尉之职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军司，随越军东行。司马越突然病死，石勒大军从后追来，在这危急时刻，司马越军群羊无首，众共推王衍为元帅。这时，王衍说了几句掏心的真话：“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好一个“非才处之”王夷甫是有自知之明的。只会清谈的名士怎能做统兵作战的元帅?其实不但做元帅是“非才处之”，他所担任的全部官职统统是“非才处之”，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个缺德无能的庸才，居然一生数十年历居要职?
        这在两晋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人事制度问题。其制度就是门阀士族专政，门阀士族做官，琅玡王氏一门显贵，没有其他凭借，唯一条件是名门望族。这个制度是不问德才的。王衍被司马越拉走，因为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本传)。王衍是响当当的“朝贤素望”，司马越必须拉拢这样的人以支撑门面。那么，当大厦倾倒之际，是不应责怪庸材的；追究责任，应问选材的建筑师。
        王衍背上“清谈误国”的罪名，被唾骂至于现代，原因有三：
        一、后代史家的推想。史家认为，“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闭眼一想，似乎有理，其实却是不了解官场内情的书生之见。
中国古代政体，从来是一个人说了算。王衍之时，是谁当家?是武帝司马炎。武帝死后，是杨骏、贾南风、司马伦、司马同、司马颐、司马越等人先后当家。这些人倒不清谈，拼命抓权、夺权，互相杀戮，把国家搅得一塌糊涂。“负有最大责任的”正是他们。王戎、王衍等辈尽管位到三公，不过是件摆设，脑袋安全已是幸运，遑论什么“综理世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