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从简单科学到复杂科学文艺复兴之后简单科学长足发展，以比萨斜塔实验和牛顿三定律为里程碑。欧美的简单科学在七十九甲子（西历1984年）前后推进到复杂科学，即以温差液花实验（尼科里斯，普利高津：《探索复杂性》，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20页）为里程碑的认识耗散结构现象的科学。中国在春秋时期就被相对严酷的东亚环境从天文观测地理测量的简单科学阶段推向复杂科学，以北辰模型为大框架，发展出了物性儒学（格物致知诚意）、心性儒学（正心修身）和群性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大传统（参见张祥平：《东亚环境与人的互动造就了中华文化》，载《大河之子》2003年第1期第22～23页;以及《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平文化的物性（复杂科学+本体论）基础》，载论文集《二十一世纪和平文化国际研讨会》，北京：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国际教育基金会，2004年，第216～220页）。物性儒学相当於近代的自然科学（既包括简单科学，也包括复杂科学）和哲学中的本体论。物性儒学和哲学本体论的不同之处是：物性儒学的理性思辨（含数学）是构造性的，从体到面到线到点，寓理於算，寓形而上的思辨於形而下的操作;而哲学本体论的理性思辨（含数学）是不变式的，从点到线到面到体，算出於理，形而下的操作出於形而上的思辨（参见《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40～443、32～33、195、200～201、203～204页。其中，第32～33页的条目一“问”是构造，条目二“答”是算的结果，条目三“术”是超出构造中具体数值的一般计算方法，条目四“注”是计算的依据或理由，相当於近代说的证明，条目五“草”是详细的计算过程，四个或五个条目合在一起是寓理於算;第03～204页的“以演绎为主的公理化数学”是算出於理）。物性儒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是：物性儒学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科学（复杂科学），近代的自然科学直至20世纪后期才从简单科学向复杂科学转型，直至21世纪之初仍未发展到天人合一的阶段。以温差液花实验为例，当代的耗散结构理论至今（七十九甲申年，西历2004年）只发现了两大规律：对称破缺规律和自相似规律（参见上引《探索复杂性》）。中国学者早在春秋时期就发现了这两个规律，分别称之为成性存存和极数通变（《周易•系辞》）。接下来在战国时期，中国学者又发现了第三个规律：相生相克规律（《管子》中引用的《阴阳令》，兼采帛书《要》和《墨子•经下43》）。第三个规律用现代欧美的术语可以称之为迭代回归规律。这三大规律与牛顿三定律大致相当：成性存存（对称破缺）规律大致相当於惯性定律，极数通变（自相似）规律大致相当於加速度定律，相生相克（迭代回归）规律大致相当於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的定律。由这三个规律汇总而成的动态均衡原则（大致相当於能量守恒原则），在西汉时期已经被明确地表述为经典形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