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做出“时代错乱性”（anachronistic）的假设在历史分析中意义就不大。还以赤壁之战为例。我们可以假定曹操获胜的结局，但不能“假设”曹操拥有原子弹就可以获得胜利，因为这种时代错乱的假设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是无意义的。前些年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在分析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总要加上“由于没有先进生产力，得不到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个原因，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假定”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战争存在着得到先进政党领导的可能性，而这显然像“假设”曹操拥有原子弹就可以获得胜利一样，属于历史假定中的“时代错乱”，是无意义的。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为人们提供认识历史的镜子；司马光的著作被直截了当命名为《资治通鉴》，其鉴古知今的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黑格尔认为，“我们学习历史时知道，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但他能说出这句话本身就反驳了他的这个见解，证明他是向历史学习的。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是对史学功能的准确概括。正是史学的这个功能促使读史之人喜欢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假设”中探讨经验和教训。

有人认为“假定”历史中不是事实的东西没有意义，其实不然。譬如，有人“假设”袁世凯在接替孙中山任总统后，能够励精图治，遵守约法，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将是另一个样子。就袁世凯违背约法、醉心帝制、开历史倒车的历史事实而论，这样的“假设”自然是没有意义的，但对于民国以来的读史之人而言，考虑中国未来建立怎样的制度以确保最高当权者不向独裁者演变，遵守宪法和法律，促进中国向进步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假设”就富有意义。所以，如果不是简单化地对待历史中的“假设”，那么一些看似荒谬无意义的“假设”，从历史的借鉴功能的角度，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其正面意义。

实际上，前辈史学家以历史的“假设”方法成功地探讨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例证俯拾即是。试看郭沫若在其名作《甲申三百年祭》中那有名的铿锵有力的“假设”：“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地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又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有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郭沫若全集》第4卷，第203页）按照历史不能假定论者的观点，李自成的失败和满清入关已是历史事实，郭沫若再做那么多的“假使”，岂非村夫野老之辈无聊而多余的废话或梦呓？然而，郭氏所做的这些“假设”在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失败之前确实是存在的，是没有成为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假设———恕我在这里也做一次“假设”———李自成能够借鉴以往的历史,大功未必不能告成。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可能性都不存在，也不能就此全部否定这些“假设”的必要性，因为它们可以为后来的革命者所面临的相同或相似的情况提供借鉴。《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被中共作为整风文件学习，难道能否认这些“假设”所显示出的巨大价值吗？难道当时的革命者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假设”，从中加以借鉴并获得教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