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文体演进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虽非完全谬误、但确乎简单片面的认识。一种是文体衍生的一元单向论,即认为某一文类起源于另一先在的、单个的特定文体,明人吴讷是其代表;另一种则是文体渊源的寻章索句法,挚虞是其代表。一元单向论者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寻章索句法简单类比,草率随意。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线性思维的特征,破绽一望可知。例如歌咏赋颂固然接受了《诗经》的影响,但“楚辞”、先秦诸子散文等体式又何尝没有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产生过作用至于挚虞仅凭偶尔出现的一两个句子,就断定古代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诗,全都渊源于《诗经》,更是主观而且荒谬。

近世以来,随着文体理论的日益健全,人们一般不再如此简单地看待文体的演进,但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存在。例如在赋体文学之渊源的讨论中,或曰赋源于《诗经》、或曰《楚辞》、或曰诸子、或曰隐语,各执一端,以致引出无数纷纭。又如关于七言诗的起源,或云七言诗出自《诗经》、或云荀子《成相》、或云汉武《柏梁》、或云汉代镜铭,为了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便在本来就极为丰富的古代典籍中随意寻找几个相同相似的句子进行简单类比,似乎这样就掌握了无可辩驳的真理。其实如此做法丝毫无助于文体源流的探讨,反而会遮蔽古代文体发展史的真相。

在社会领域尤其是精神文化领域,任何一种新事物包括学说、观点、概念等等的发生与形成,其来源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它作为一种结果,必然是此前已经存在的诸多与之相关的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文学史发展长河中出现的每一种文学体类,既包涵着人的各种精神观念与审美情趣的累积,同时也必须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形态,即某种特定的语言组构方式。这种作为某一文体外在物质表现形态的语言组构方式的特定性,便是区别于其它文体的形式标志。任何一种新文体的产生,都必须有一个血缘上的母体或胚胎,并以此为基点,汲取此前所有文学体裁与之相关的艺术营养和形式要素,在一种适宜的文化环境中发育生长,经过相当长的孕育过程才能诞生,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定。例如“七言诗”这种体类,因为楚骚的“兮”字句包含有七言的成分,于是成为了它的母体,在此基础上,又吸取兼综了战国末期和汉代宗教性、应用性的七言民谣韵语其中包括荀子的《成相》和《柏梁联句》、汉代的七言口号和镜铭等,经过几百年的发育成长,才在张衡、曹丕等人的作品中正式产生；又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到南朝的梁、陈时期才被文人广泛地使用,至盛唐而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诗歌形式。那么,就七言诗的渊源而言,我们可以说楚骚是它的母体,但却不能将其视为唯一的渊源,它的来源是多元而非单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