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杜晓勤



内容提要 隋高祖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但是并没有使关陇军事豪族、山东旧族和江左士族这三股具有深厚而独特社会文化传统的势力在文化上统一起来，隋高祖在统治中对山东旧族、江左士族推行的压制和打击政策，更阻碍了三方归一的文化融合过程。然而,这种状况在隋炀帝嗣位后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观。他不但一改其父一贯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致力于吸收、融合江左文化、山东文化,还躬自实践，以其虚怀若谷的态度、勤奋创作的精神，融南北诗风之长，取得了较大的诗歌创作成就，为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炀帝生活作风、施政特点的成见，人们忽视了炀帝在文化建设、诗风融合方面的贡献，所以本文从现存史料中钩沉索隐，旨在阐述隋炀帝在南北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尽可能恢复此段文化史、诗歌史之真面目。
关键词 隋炀帝；文化史；隋诗


一、炀帝对江左的文化羁縻

杨广虽然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但是他有一个出自江左士族的妻子。炀帝萧皇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善属文，杨广特别宠敬她[①]。很可能就是她给杨广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热爱南方,以致于到了几乎着迷的程度。[②]也许由于杨广对江左士族文化比较了解,隋高祖在开皇六年任命他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驻寿春,经略淮南[③],为平陈做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准备。

在平陈之际，杨广就注意保存江左文化。攻入建康城后，杨广命令高熲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陈朝所藏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时人皆称杨广贤明[④]。《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亦云,“平陈已后,经籍渐备。”而在此之前，北周入郢时，竟将七万余册图书“咸自焚之”。相比之下,炀帝于江左文化保存之功大焉。

陈朝灭亡以后,江南士族并没有马上驯服于隋的统治。由于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上的隔阂,江左士族对新统治者关陇军事贵族是深怀不满和仇恨的,并因此爆发一起起武装反隋叛乱。《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云：“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⑤]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稜、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军事镇压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因此，在平叛之后不久，隋高祖又起用谙熟江南士族文化的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和行政管理。

杨广在走马上任后,立即对江左士族实施了一系列文化羁縻策略。

首先，他利用江左士族多信仰佛教的特点，团结、笼络佛教高僧,再通过高僧大德在江左人士中的威望来安抚民众,消除他们对隋的文化抵制情绪。他先是在江都建造佛寺和藏经的馆堂。接着又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到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术活动。其中最著名的高僧就是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杨广在江都给一干名南方僧人广设斋席。斋席之后，身为“使持节上柱国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的杨广跪受智顗为居士作的“菩萨戒”，并接受佛号：总持菩萨[⑥]。从此以后,杨广与智顗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人定期通信,每次信末杨广署名总是虔诚和虚心地称自己为“菩萨戒弟子总持”[⑦]，对智顗也几乎是有求必应。杨广此举除了有他个人笃信佛教、真心希望向智顗学习佛教知识的因素,还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他在《宝台经藏原文》中云：“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陈之日,道俗无亏。而东南愚民，余熸相煽。爰受庙略，重清海滨。……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所资甘雨,用沃焦芽。”其欲以佛教来感化、笼络陈之故民之意图极明显。在《与释智顗书》其八中，杨广则直接对智顗说：“江东混一，海内乂寍。塔安其堵，市不易业。斯亦智者，备所明见。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则将佛寺毁坏的责任推到叛乱者身上,而他的恢复佛寺、优待佛僧、资助写经则是江东僧俗的福祉了。

从现存南方各位高僧写给杨广的信上可以看出来，杨广的宗教笼络策略是成功的。智顗在《答晋王书论毁寺》中称赞杨广道：“仰惟匡持三宝，行菩萨慈。近年寇贼交横，寺塔烧烬。仰乘大力，建立将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赖。收拾经像，处处流通，诵德盈衢，衔恩满路。”其《答晋王请撰〈净名义疏〉书》亦云：“仁王弘道,含生荷赖。盖登地菩萨，应生大家。所以发心，兴隆大道。曷可量哉？孰可比哉？”[⑧]而且,智觊还送给晋王杨广一顶天冠，杨广写信感谢说，“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图比目莲。……冠尊于身，端严称首。跪承顶戴，览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⑨]正如汉学家崔瑞德所说，杨广在与智顗的交往中，既有真诚的宗教感情，又有强烈的政治直觉(为了争取南方的高憎而把奉承、引诱和赞助等手段巧妙地结合起来)，[⑩]所以他取得了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江南士族的敌意和不满。

其次，杨广还尊崇道教，以笼络江左下层民众。初唐道士江旻曾说：“隋开皇十二年,晋王分陕维扬,尊崇至教。”[11]《续高僧传》卷十一《释吉藏传》亦云，开皇末年,炀帝晋蕃置四道场,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这时他对道士徐则,甚为钦重。[12]据《隋书·徐则传》,当时还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尤其是王远知,杨广曾于开皇十二年先后派王子相、柳顾言具礼招迎,承候动止。[13]杨广此举,应该使崇信道教的江南中下层人士也增添了一份对朝廷的好感。

除此之外,炀帝还大量擢拔南人有威望者，或以安抚民众、或备顾问。《隋书》卷六十六《陆知命传》云：“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广镇江都,以其（陆知命）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以功拜仪同三司,踢以田宅,复用其弟恪为湃阳令。”另外,他在身边聚集了一百多位江左士族中善诗能文者,召集儒士到江都讲授和撰述[14]。可以说,杨广在江都约十年中,把江左士族中的绝大部分中上层人士都团结到身边来了。以后南方再也没有发生叛乱,这和杨广的文化羁縻策略显然是分不开的。

二、炀帝融合南北文化艺术之努力

由于杨广长时期驻守东南,与江左士族过从甚密,使得他对江左文化日趋精通,也日渐喜爱。因此,他在嗣位后就着手改变高祖排斥江左文化的政策,致力于南北文化的大融合,并逐步扭转高祖重吏治、法治,不重文艺、教化的施政方针。

在高祖朝的核心领导层中,绝大部分是关陇豪族,无一人出自江左。但炀帝就不一样了。他在即位后,首先任用南人为其政治顾问。《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炀帝即位，顾遇弥隆。……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典机密，……特见亲爱，朝臣无与为比。”另外，炀帝朝重臣中裴蕴亦为梁陈旧臣。大业初，“炀帝闻其善政，征为太常少卿”，后又为炀帝奏括南北音乐，被炀帝提拔为民部侍郎，不久，“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15]相形之下，杨素、牛弘、苏威、贺若弼等北人的地位和权势则渐渐削弱。

正是在虞世基、裴蕴等南人的帮助下，炀帝开始将南方的文化艺术介绍到北方来，并设法使之融合的。

炀帝即位后，不但恢复儒学，复开庠序，而且还特别重视南方儒生。如吴郡褚辉，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炀帝时，徵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辉博辩，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撰《礼疏》一百卷。”[16]再如，余杭顾彪，“明《尚书》、《春秋》。炀帝时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17]。东海包恺，从其兄受《五经》，“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18] 。吴郡张冲,仕陈为左中郎将,非其好也,乃覃思经典,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廿余事,《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19],亦为炀帝所重。[20]

随着江南儒生在炀帝朝数量的增加,南学在朝廷礼仪活动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高祖朝参订礼仪者多北儒,南儒如许善心、虞世基、姚察等虽亦曾于开皇十四年多次参加制礼,然仍需牛弘、辛彦之定夺。但是到炀帝时,南儒的地位就骤然上升。如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立七庙,诏有司详定其礼。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与博士褚亮等追本溯源,谓魏晋宋齐梁皆合古,“守而弗革”,“礼无违旧”,而“周人立庙,亦无处置之文”,“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杂用汉仪,事难全采。”建议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炀帝诏可。大业三年,有司奏,请准前议,于东京建立宗庙。帝谓秘书监柳■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后子孙，处朕何所？”[21]可见炀帝朝制定礼仪的任务多由江左礼学专家许善心、褚亮、柳■等南人担任了。当然，由于南儒的参加,隋朝礼仪便可参北齐礼仪、江左礼仪,合二为之,新创出一个兼南北之长的新的礼仪体系了。[22]

作乐方面,隋炀帝亦重江左音乐,改善高祖不喜音乐,更不喜南乐的状况。

早在高祖开皇中,晋王杨广就表现出与乃父不同的态度,热心于吸收南方音乐。如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牛弘奏云，梁陈雅曲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而隋采用的魏周音乐，或史无明证，或系新造,且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然高祖制曰不可。晋王广又表请之,帝乃许之[23]。又如开皇十四年,乐定。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 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至是,弘等但改其声,合于钟律,而辞经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寿元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饗于太庙,闻而非之。于是制诏吏部尚书牛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征等,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辞[24]。此等作乐之人，多为南朝旧臣。

炀帝即位以后，更是兼采南北雅俗音乐。《资治通鉴》卷一八○“大业二年”记载：“高祖受禅,命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炀)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欲以富乐夸之。太常少卿裴蕴希旨,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帝从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同书卷一八一“大业六年”云：“二月庚甲,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又云：“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 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因此,可以说,隋炀帝不仅集南北音乐之大成, 而且集华戎音乐之大成了,标志着中国中古音乐文化的真正融合,直接开启了唐代音乐的先河。

此外,炀帝还作大运河以沟通南北,完善了全国性的交通体系,为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地理条件。而且，他还把江东的园林建筑艺术移植到北方。《资治通鉴》卷一八○ “大业元年”云：“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沼内示翦綵为荷荠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炀帝此举,必是因其久驻东南,喜观江南水乡之景,故移置于此。再如,炀帝在营造东都时,亦多模仿江左建筑。《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云：“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疎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

总之,由于隋炀帝不遗余力地、全面地将江左文化艺术移植到北方,才使得南北文化真正走向融合的。
三、炀帝对南北文人之态度


隋炀帝是隋代诗坛一个举足轻重的诗人。他虽然出自关陇军事豪族集团,但因迷恋江左文化艺术,善诗能文,所以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很高,颇兼南北诗风之长。而且,他以帝王之尊提倡艺文,无地域之限制、文风之偏见。三地文人齐聚京师,互相唱和,切磋诗艺,多赖其力。然而,很久以来,人们由于受到种种非艺术因素的影响,对炀帝的诗歌创作成就以及其在南北诗风融合过程中的作用认识不够,评价亦甚低。本文认为,炀帝晚年政治上、艺术上、生活上诚然有不少可指责、批判的地方,但是他在诗歌方面的创作成就以及对南北诗风交融所起的作用则不容忽视。

和其父杨坚不重文艺适相反,炀帝杨广不但喜属文,而且极喜延揽文士。他在任扬州总管期间及嗣位以后,召集了众多江南诗人,并虚心向他们学习诗文创作艺术。《隋书》卷五十八《柳■传》云：“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隋书》卷七十六《虞自直传》亦云,“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再如诸葛颖,梁亡入齐,周武平齐,不得调,杜门不出十余年，然“清辩有俊才,晋王广素闻其名,引为参军事,转记室。及王为太子,除药藏监。炀帝即位后,迁著作郎,甚见亲倖。出入卧内,帝每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炀帝尝赐诸葛颖诗,其卒章云：“参翰长洲苑,侍讲肃成门。名理穷研覈,英华恣讨论。实录资平允,传芳导后昆。”其见待遇如此[25]。又如会稽余姚人虞绰,博学有俊才,善词赋,仕陈为太学博士,迁永阳王记室。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王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后又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诏,恩盼隆洽[26]。再如王胄，少有逸才,仕陈起家鄱阳王法曹参军,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其弟王眘,少有盛名于江左。仕陈,历太子洗马,中舍人。陈亡,与胄俱为晋王广学士。炀帝即位,授秘书郎[27]。吴郡潘徽,善属文,能持论。陈灭,为州博士,秦孝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俊薨,晋王广复引为扬州博士,令与诸儒撰《江都集礼》一部。炀帝嗣位,诏徽与著作佐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杨素撰《魏书》[28]。杨广招徕了如此众多的江左诗人以备文学顾问,使其诗歌的艺术性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使他对南朝诗歌的艺术精髓体悟得更深。

炀帝并不只重南人,他对别具文学传统的山东诗人、关陇诗人也十分欣赏。山东诗人在高祖朝多仕途多蹇、抑郁不得志。但他们在炀帝朝的命运则发生了变化。炀帝即位后不久就开始改变高祖贬抑山东人士的策略。他在大业三年夏四月诏曰：“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同时又下诏征召“学业优敏,文才美秀”之士,故山东文士不再受到故意贬抑,也能“随才升擢”了[29]。如邺人杜正玄,世以文学相授。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辩籍甚三河之间。开皇末,举秀才。以其赋辞理华赡,授晋王行参军。其弟正藏,尤好学,善属文。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30]。对于高祖朝遭贬的山东文士,炀帝则善待之。如薛道衡,在高祖朝数被贬谪,抑郁愤闷,而炀帝则对其优礼有加。《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云,薛道衡因坐苏威党,被高祖除名,配防岭表。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然道衡不乐居王府,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晋王由是衔之,然爱其才,犹颇见礼。炀帝即位,转番州刺史。岁余,上表求致仕。帝谓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将至,当以秘书监待之。”由此可见,炀帝对薛道衡是极为礼遇、敬重的。[31]从薛道衡现存诗作看,其中亦有和炀帝之作《奉和临渭源应诏诗》,诗中对其能侍游陪宴感到十分荣幸,可见他们在诗文创作方面并不存在矛盾。

同样,炀帝对关陇诗人亦恩遇有加。于仲文,少聪敏,髫齓就学,耽阅不倦。周文帝时,就常侍宴作诗。入隋以后,晋王广以仲文有将领之才,每常属意,后令督晋王军府事。仁寿初,拜太子右卫率。其《侍宴东宫应令诗》作于杨广为太子时,诗中盛述君臣宴乐之欢、诗文唱和之快。[32]炀帝即位后,仲文迁右卫翊卫大将军,参掌文武选事。从帝讨吐谷浑,进位光禄大夫,甚见亲幸[33]。再如牛弘,“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34]。牛弘亦存和炀帝之诗《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至于杨素,因其助炀帝夺太子位,又佐之即位,故于大业初年,颇受炀帝恩遇。

由于炀帝无太多的地域文化之偏狭,使三地诗人齐聚京城、宫廷,他们相互唱和、切磋诗艺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这无疑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和。如炀帝《冬至乾阳殿受朝诗》,曾命群臣赋诗,现存奉和应诏之作有牛弘《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许善心《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而当时南北诗人之间的酬和也较频繁。如杨素《出塞二首》,薛道衡、虞世基皆有和作。薛道衡现存一首《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南阳人刘斌现存一首《和许给事伤牛尚书弘诗》,虽然许善心的《戏场转韵诗》、《伤牛尚书诗》皆已不存,但我们仍可想见薛道衡、杨素、许善心、牛弘等人之间的友情,可以看出三地诗人之间相互切磋、诗风交融的痕迹。而这些,又无不和炀帝重文爱士、融合南北的文化举措分不开。

四、兼南北诗风之长的创作成就

与其文化政策相应,炀帝本人的诗歌创作也充分体现出南北诗风融合的趋势。隋炀帝诗现存43首,为隋代存诗最多的诗人。其中有乐府诗,有文人古诗,还有新体诗；而在乐府诗中,吴地乐府与北地乐府又兼而有之,各得其妙。

《隋书》卷三《炀帝纪》云,杨广“好学,善属文”。虽然我们没能发现炀帝早年在周朝及高祖朝的诗歌作品,但从《隋书》卷五十八《柳■传》所云“初,(晋)王属文,为庾信体”可知,炀帝早年所写诗文当深受庾信、王褒等由梁入魏、周诗人的影响[35] ，因而声律细密谨严,辞藻绮艳秾丽。但不久以后,杨广的诗风就发生了变化。《隋书·柳■传》云,杨广“及见■已后,文体遂变”。按,杨广“尝自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作序,词甚典丽”，而杨广引致柳■是在为晋王、扬州总管任上,则杨广此时的诗文风格已由原先的秾丽轻艳变为“典丽”了。《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亦云,“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疑亦指其见柳■之后发表的反对“时俗词藻,犹多淫丽”的言论。而史书中也还确实保存了一则炀帝此时反对淫丽、提倡典则的材料。《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云,“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至仁寿元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饗于太庙,闻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从《隋书·音乐志下》所载隋清庙歌辞看,确实已变得典丽、雅正了。另外，《隋书·文学传序》还列举了炀帝文风变化后的一些作品：“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则。”炀帝这几篇作品皆存。其《与越公书》[36]见《隋书·杨素传》,作于仁寿四年。是年,汉王谅反,杨素率军悉平之,炀帝谴杨素弟修武公杨约赍手诏劳杨素。在此书中,炀帝首先表述自己即位后以“神器之重、生民之大”,战战兢兢,忧国忧民之情怀,复言汉王谅谋反之祸国殃民,然后盛赞杨素深谋远虑,忠勇贞坚,功勋卓著。该文文词质朴而刚健,议论横生,气势流转,且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宗,自不负“雅正”、“典则”之誉。其《建东都诏》,见《隋书·炀帝纪上》[37],作于仁寿四年十一月癸丑。文中引经据典,极言于洛阳营建东都之必要,亦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言辞恳切,感染力较强,为隋代政论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故亦为时人讽诵、仿效。其《冬至受朝》诗，作年不详。由诗中“新邑建嵩岳,双阙临洛阳”等语推测,当作于东都洛阳竣工后的大业二年冬至日。[38]炀帝此诗先是述自己以文德治天下的政治理想,然后云新都建成、四海一统、君臣同心、国势升平之喜悦,全诗典则、雅正,且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政治进取意识,感奋人心,故亦感染了许善心、牛弘[39]。其《拟饮马长城窟行》,当作于大业七年秋亲自征高丽时。炀帝此番征高丽,被史学家斥为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之举,但在炀帝看来,实“知造化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此次征高丽,确是事出有因,忍无可忍,是为社稷民生计的[40]。所以他在《饮马长城窟行》诗中先是言万里远征之艰难,次言征高丽之必要,然后描写将士奋勇杀敌、誓死靖边之场面,结以边隅大定、凯旋回朝之期望。全诗劲健、峭拔,莽苍中复饶豪雄之气,与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所评“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淫荡”一语甚合。炀帝类似的以功名自期,尚武豪雄,词藻纵横,风格劲健的诗作,还有《白马篇》、《纪辽东二首》、《赐史祥诗》等,皆充分表现了关陇军事豪族特有的文化性格和艺术精神。

炀帝一生在江都扬州的时间很长,且在身边集结了大批善诗的江左文士,故他也留下了不少深得南方文化精神、艺术真味的诗歌作品。

南朝乐府民歌起自晋、宋间,于宋、齐、梁、陈四朝一直为江左诗人所积极仿效、拟作,故于梁陈之际已完全脱去了民歌特有朴野、真淳之气,变得绮艳、冶荡了。炀帝镇东南之后,并未局限于向南朝文人乐府学习,而是直接向陈隋之时新起的吴地民歌学习,故其拟作较南朝诗人的乐府诗歌更天然、淳真。如《江陵女歌》,检《乐府诗集》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炀帝以前未见有人拟作,再由诗中风格看,与晋宋时兴起的吴歌亦不同：“雨从天上落,水从桥下流,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此诗头两句起兴,后两句用双关笔法表述爱情,天真、自然,尚有村野之气。另外,杨广自创新题的乐府诗也能很贴切地表现扬州一带风情。如其《江都宫乐歌》字面清丽,写江村野景十分传神：“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其《泛龙舟》诗,亦为隋炀帝在江都宫作,极类扬州地方小调：“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悼讴。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鑑里游。”其《凤■歌》云：“三月三日向红头,正见鲤鱼波上游。意欲垂钩往撩取,恐是蛟龙还复休。”伊然渔夫声口,未有半点雕饰、纤秾之态。

同样,杨广拟南朝民歌的一些作品也能自出机杼,跳出南朝诗人多用之写艳情的创作老路。如《四时白纻歌》系梁诗人沈约所制，沈约原制五首,皆写歌儿舞女娇艳之态,为典型的艳情诗。而杨广之作则不然,其《东宫春》：“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春燕归。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小苑花红洛水绿,清歌婉转繁弦促。长袖逶迤动珠玉,干秋万岁阳春曲。”写景清丽、明媚,无冶艳之态、脂粉之气。其《江都夏》：“黄梅雨细麦杪轻,枫叶萧萧江水平。飞楼绔观轩若惊,花簟罗帏当夜清。菱潭落日双凫舫,绿水红妆两摇渌。还似扶桑碧海上,谁肯空歌采莲唱。”尤其是开头两句写江滨平原秋景,萧散、疏野,为晋宋以来南朝乐府民歌中少有的质朴之作。

然而,杨广诗歌中艺术性最强、成就最高的还数《春江花月夜》其一。《春江花月夜》是陈后主创制的艳曲之一,原诗虽已不存,然《旧唐书·音乐志》云：“后主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可知陈后主原作当极冶艳。然杨广之作则为意境优美之写景诗了：“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其一)从表面看,此诗写春江美丽的月夜景色,紧扣诗题,然境界开阔,极富动感,三、四两句摇星带月,气魄宏大,这无疑是北地粗犷、豪雄的性格,阔大的襟怀在诗中的体现。相比之下，同题奉和的诸葛颖之作：“花帆渡柳浦,结缆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覆船楼。”则显得写景纤艳、诗境局促,不能不说是其孱弱、猥琐性格的艺术折射。

另外,杨广的写景诗还能将北方诗人的慷慨意气和南方诗人的细腻情怀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深沉、蕴藉的诗境来。如其《月夜观星诗》：“团团素月净,翛翛夕景清。谷泉惊暗石,松风动夜声。披夜出荆户,蹑履步山楹。欣睹明堂亮,喜见泰阶平。觜参犹可识,牛女尚分明。更移斗柄转,夜久天河横。徘徊不能寐,参差几种情。”此诗写秋夜月明的景色,清切而泠然,写景后的抒情含蓄、蕴藉,淡淡的喜悦夹杂着些许惆怅,令人回味。再如《悲秋诗》：“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复来。露浓山气冷,风急蝉声哀。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此诗继承了庾信后期写景诗细致、密丽的诗风,通篇未言“悲”,而“悲”意寓于秋景之中,令人感伤。其《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更加省净、浑成,情景结合得也极妙。而这种看似浅近、实质蕴藉的诗境,既非一味追求清绮、艳丽的江左诗人所能写出,又非素喜质朴、刚直文风的北地文人所能及，唯有杨广这样既具北地慷慨、豪雄的意气,又习染南人细腻、婉约情怀的诗人才能创造出来。

所以说,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其一和《诗》(“寒鸦飞数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隋代南北诗风交融的实绩,同时也指示着以后唐代诗歌发展的方向。

很久已来，学术界在论及初盛唐诗歌的革新过程时,总免不了大谈特谈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说的将南北诗风融合的观点,其实,魏徽此论正是建立在以杨广为首的隋代诗人所取得的创作实绩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杨广的诗歌审美观正体现了融合南北、兼善两长的诗歌发展方向。据《隋书》卷七十六《王胄传》,炀帝曾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炀帝所评三人虽然都是南人,但“气高致远”、“词清体润”、“意密理新” 等艺术特征则非南人或北人所能独擅,而充分体现出南北诗风融合后的诗歌新貌。正因为炀帝的理论和实践均较雅正、典则,符合魏徵等人的诗歌审美观,所以魏徵才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炀帝在隋代诗坛的地位大加肯定：“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相比之下,魏徵对隋高祖革文华之举的效果则不以为然：“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断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与高祖对诗歌之革新,一为积极之引导.一为消极之制裁,孰优孰劣,自可立判。然千载之下,人们却赞高祖、贬炀帝，识见弗如魏徵远甚,殊可怪哉！


[①] 《隋书》卷三十六《炀帝萧皇后传》。

[②]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版，第115页。

[③]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资治通鉴》巷一百七十六《陈纪十》“帧明二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

[⑤] 据岑仲勉《隋书求是》考察，陈故境中所有州官均被北人所代替，无一陈之旧臣。

[⑥] 杨广《答菩萨戒疏》,《全隋文》卷七。

[⑦] 杨广《与释智顗书》三十五首,《答释智顗遗旨文》,载《全隋文》卷六、卷七。

[⑧] 《全隋文》卷三十二。

[⑨] 《国清百录》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六。

[⑩] 《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6页。

[11] 《唐国师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全唐文》卷九二三。

[12] 《隋书》卷七十七《徐则传》。

[13]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二卷，第14、1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 《隋书》卷五十八《柳□传》。

[15] 《隋书》卷六十七《裴蕴传》。

[16] 《隋书》卷七十五《褚辉传》。

[17] 《隋书》卷七十五《鲁世达传》。

[18] 《隋书》卷七十五《包恺传》。

[19] 《隋书》卷七十五《张冲传》。

[20]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第19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21] 《隋书》卷七《礼仪志二》。

[22] 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7页至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3] 《隋书》卷中五《音乐志下》。

[24] 《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25] 《隋书》卷七十六《诸葛颖传》。

[26] 《隋书》卷七十六《虞绰传》。

[27] 《隋书》卷七十六《王胄传》。

[28] 《隋书》卷七十六《潘徽传》。

[29] 《隋书》卷三《炀帝纪》。

[30] 《隋书》卷七十六《杜正玄传》。

[31] 但学术界一直认为薛道衡被杀,是炀帝忌其才而为。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史实依据。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唐人刘餗,他在《隋唐嘉话》中云：“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据此书《序》云,书中所记多道听途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未“。既为小说家言,便不能坐实。况且,这个记载不但与正史所述炀帝真心爱士赏文之性格不符,而且与道衡之死的史实相差甚远。《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云,薛道衡以番州刺史任回京时,炀帝已和虞世基商量,准备任命他为秘书监,而道衡至京以后,却上《高祖文皇帝颂》,为文帝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炀帝览后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意即道衡明作文帝颂,暗是刺炀帝。炀帝当然十分不高兴,于是就任命道衡为司隶大夫,将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隶刺史房彦谦素相善,知必及祸,劝之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炀帝怒曰：“汝忆高熲邪?”付执法者勘之。后帝令其自尽。《隋书》卷六十七《裴蕴传》云,“司隶大夫薛道衡以忤意获谴,(裴)蕴知帝恶之,乃奏曰：“道衡负才侍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轻我童稚,共高熲、贺若粥等外擅威权,自知罪当诬誷。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于是诛道衡。”由此可以看出,道衡之死,实因对炀帝不满所致,非炀帝妒忌其文才而加害之。

[32] 《隋诗》卷五,《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第269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3] 《隋书》卷六十《于仲文传》。

[34] 《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

[35] 当时太子杨勇亦颇爱庾信诗,曾命侍臣注《庾信集》，参《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

[36] 此文《全隋文》卷四作《手诏劳杨素》。

[37] 此文《全隋文》卷四作《营东都诏》。

[38] 《隋书·炀帝纪上》云，大业二年正月辛酉，东京成。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干乘万骑，入于东京。大业三年三月辛亥，车驾还京师。据此可知,大业二年冬至日炀帝在东京洛阳。又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知唐东都洛阳之含元殿，即隋之乾阳殷，为东都宫城之正牙。则炀帝此诗必作于大业二年冬至日洛阳乾阳殿受群臣朝贺之时。参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宫城》，第l33页，中华书局，1985年。

[39] 许善心、牛弘均有奉和之作，见后文。

[40] 参见《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大业八年春正月壬午所下诏书。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