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和利用隋炀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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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6 9:57:26
李优平


　　作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烙痕和无限追忆的一代君王，隋炀帝一生的功过是非与秦始皇颇有很多相似之处，向来就是历代统治者可资可鉴的一位风云人物，为文史学界探讨争鸣、民间百姓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秦始皇修筑长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秦与隋分别终结了战乱不止的东周南北朝，开启了繁荣兴盛的汉、唐。秦始皇与隋炀帝承担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怨恨，却在客观上把一道横亘冰雪北国的东西战略防线与一条贯穿黄河、淮河、长江的南北交通动脉留给了后人。末代君王自古惹人注目，而隋炀帝又是末代君王中极具悲剧意味与象征意义的一位，他的埋骨之处虽只黄土一堆，且数次迁移附近，但却保存着独一无二的中国历史信息，对全国乃至世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扬州尤甚。

　　一、隋炀帝陵的历史变化
　　第一，隋炀帝的初葬
　　公元618年，隋炀帝南下江都不到两年就死于江都宫变。
　　叛军退出后，萧皇后和宫人才把漆床板撤下，草草做成一副小棺材，匆忙间把炀帝及其爱子杨杲一起葬于江都宫流珠堂下。一代极有作为的君主，死时连棺木也没有，更不要说能有帝王陵墓了。比起穷年累月生前就开始为自己修建耗资巨大的秦皇骊山陵、汉武茂陵、唐宗昭陵等等所有帝王宏伟的陵寝来，隋炀帝生前的富庶和储备的物质比他们多数十倍，最危急时也只想过准备毒酒自杀，却从没有想过自己营造陵寝，在客观上实在是一种自我和时代的超越。
　　第二，陈稜对炀帝的改葬
　　炀帝被杀后，陈稜为江都郡守,深怀炀帝旧恩，在宇文化及率部离开江都北去后，集部众身穿孝服为惨死的炀帝发丧，将炀帝从西院流珠堂挖出改葬。由于三月天气尚有冷意，流珠堂地势没有湿潮，炀帝又因是“缢杀”未受外伤，加之刚死不久，故开棺后炀帝的尸体其“面目如生”，与平常一样。陈稜略备皇帝葬礼，在哀乐中将炀帝梓棺改葬于江都宫成象殿吴公台下，其他被害王公以下宗室、重臣，一律集中到葬于炀帝墓侧。
　　第三，唐初对炀帝陵的迁葬与萧后的合葬
　　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作出迁葬炀帝陵的决定。八月，李渊将已在吴公台下躺了四年半的隋炀帝，连梓宫一起迁葬于“扬州雷塘”。这就是《隋书、炀帝纪下》所言“（宇文）化及北上后，右御卫将军陈 奉梓宫于成象殿，葬吴公台下。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的记载。可见，炀帝死后的从初葬、改葬、迁葬之地都在扬州，前两次均在618年三月，四年半后才由李渊迁葬雷塘，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好。后来，唐太宗从突厥接回萧后，使萧后过了几十年的平静生活。萧后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病卒，唐太宗诏令以三品待遇从长安运住扬州雷塘，与炀帝合葬在一起，炀帝陵肯定又被扩修一番。合葬应是炀帝陵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时候，也才是正规意义上的隋炀帝陵。

　　二、保护和利用隋炀帝陵的价值
　　一是还原炀帝本来的历史面貌，重新认识隋炀帝的伟大功绩，特别是对江南、对扬州的巨大贡献。炀帝生前未为自己营造陵寝，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本身就是一种贡献。炀帝取消入市税，营建繁华的江都，给扬州优惠政策，大量启用江南人士，使扬州成为东南商贸中心、对外贸易港口、人文荟萃之地，形成古代扬州繁荣的顶峰，奠定了扬州改革、开放、发展的基础。炀帝江南运河的开凿，不但保证了扬州“富甲天下”的繁荣，而且也是今天扬州发展的历史基础，更顺应了经济重心、人才重心、文化重心南移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东南繁华扬州”的格局。扬州人的个性和特色，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改革开放的发展，这里就有炀帝对扬州不可磨灭的贡献。若否定这点，就否定炀帝对扬州贡献的历史。
　　二是冲破传统的束缚，摆脱“成王败寇”的影响，吸取炀帝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和忽视“守成”的教训，在稳定中保持国家的繁荣和强大。从总体上讲，隋炀帝“功大于过”。隋朝的短命“起自高祖（杨坚），成于炀帝”，而且其“衰怠之源”，“乱亡之兆，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魏征作为主撰《隋书》的封建政治史家尚没有“成王败寇”的观点，并看到了隋亡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我们为什么对炀帝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措施视而不见，或以种种莫名其妙的说法予以彻底否定呢？即使“开万世之利”的运河工程，也以一句“为了游戏”而否定呢？但炀帝在短短几年间以空前储备的物质基础，进行了几项大规模建设后，在人民急需休息的时候，却过早地作出了“扫地为兵”的自卫反击高丽的错误决策，因兵役、力役的繁重，全国人民由此掀起抗役的风暴，结果是“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事辽东而丧天下”，导致江都宫变，身死国亡。这就是说，即使是正当的措施，如果时机不当，弄得人民活不下去，也只能发生悲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必须注意“守成”，在稳定中保持国家的发展。
　　三是作为坐不住的风流天子，炀帝自身的经历就是一部生动的旅游画卷。在所有封建帝王中，炀帝恐怕是一位最坐不住的帝王。即位后，他凭借隋朝的富庶，常年出巡，很多诏令或改革措施多在出巡中如江都、涿郡等地发布。即位19年，前后在东都的时间加起来也只一年多。而且，他巡察到哪里，道路就修到哪里。隋朝所修道路计26400多里，东西间所修道路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陇海、石太、京包三条线路，南北间的京杭、洛太、长定三条线路。东西南北6条道路又可与东西河流、南北运河相接，形成“圭景八表，道路均四方”的交通网络格局，使“隋之商贸，不但西通绝域，又能东通海国矣”，为隋朝商贸经济和旅游人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炀帝一生，为了拓疆、固疆，三下江都，北巡、西巡、东征，同时在实际上也就成了旅游专家。东都是中外贸易中心，旅游人文文化发达，加之炀帝非常注重旅游人文价值，使洛阳成为国际繁华中心。如设计修造的西苑，炀帝在东都时就常在月夜与佳丽泛舟湖上，并亲作《望江南》八首，以湖上月、湖上柳、湖上雪、湖上草、湖上花、湖上女、湖上酒、湖上水吟咏湖上八景，更谱成曲调演习歌唱，体现了作者对江南水乡刻骨思恋之情，或者说作者要把江南八景搬到洛阳重现。江都是炀帝“我恋江南好”的老根据地，他从以晋王杨广坐镇江都十年到三下江都至死，总计14年，是炀帝居住最久的发迹和归宿之处，可见炀帝与扬州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有解不开的情结。炀帝的诗歌，更可增添旅游的人文精神。如《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把江南阳春三月十五日的暮江景色，写得时空横绝，语言清丽，意境壮美。炀帝有关历史文化的诗文，无疑可以增强扬州旅游历史人文的特色。即使是迷楼文化遗址，也可给游人以智慧的启迪。正如北京景山明末崇祯帝自杀处，一样给人以历史的警示。炀帝一生的经历，确含有重要的旅游价值。
　　四是以历史文化为底蕴，充分展示扬州的人文文化，把扬州的旅游事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并进一步走向世界。“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人文文化，包括文物遗迹、遗存，不是包袱，而是珍贵的财富。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589年隋朝灭陈时隋文帝下令夷为平地，一时难以恢复，扬州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炀帝在江都的建设，曾把扬州的繁华推向新的高峰，形成唐宋以来富商大贾、骚人墨客乃至波斯、阿拉伯人都来扬州的格局。扬州既是江南的物质集散中心，又取代了暂时还未恢复的南京的位置，也就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与东都洛阳成为陆上丝路的起点交相辉映。通过运河及其两岸御道连接起来的东都和扬州，又使扬州成为陆海丝绸之路的国际都市，从而大大提高了扬州的国际地位，推动了扬州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三、开发隋炀帝陵旅游资源的思考
　　在扬州发展史上，汉、唐、清三个时期最为繁华，而扬州唐代的繁荣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对扬州巨大贡献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开发扬州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作为扬州境内唯一的一处帝陵，特点鲜明，优势明显，理应值得重视，认真规划，加快开发和建设。
　　一是将隋炀帝陵作为扬州隋唐文化旅游资源的核心区域精心打造。目前扬州隋代遗存，主要是大运河和隋炀帝陵。因此，开发隋炀帝旅游资源必须牢牢把握并紧紧围绕隋唐文化，树隋炀帝陵品牌，树隋唐文化主题，充分展示和再现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先人的生活方式和历史环境。
　　二是进一步完善开发利用隋炀帝和扬州隋唐文化资源的规划。一方面，规划的空间要拓展，要把隋炀帝陵开发利用规划放到扬州隋唐文化资源的大规划中予以重点思考，精心规划。要把隋炀帝陵资源的规划与恢复隋代迷楼和“十宫”结合起来思考和规划，要把隋炀帝陵开发的规划和扬州运河文化资源的规划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规划的发展目标要明确，近期发展目标、中远期发展要求要统筹思考，一次规划，分步实施。
　　三是创新隋炀帝陵资源开发的理念和思路。建立政府主导的隋炀帝旅游开发区管委会和市场运作的隋炀帝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项目规划、组织领导、政策引导（尤其是土地政策）、资金筹措、招商引资、实施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予以倾斜，真正实现扬州隋唐文化再现光辉。

（作者单位：邗江区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