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维相唱和的裴休出身于一个世代虔信佛教的家庭。他常常在公事之余游践山林，与僧人探求佛理。他以华严宗僧宗密为师，并为宗密所写的佛教文章撰序。中年后裴休不食荤腥，屏弃嗜欲，一心斋戒事佛。“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叹赞呗，以为法乐”并说自己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愿世世为国王，弘佛护法”。裴休还常常按印度原始佛教的作法，身披毳袖，到歌妓院持钵乞食，接受堕落女子的供养。

士大夫设斋念经，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权臣李林甫每逢自己过生日，都请僧人到家中设斋赞佛。此外，还有写刻佛经的。扬州司户曹司马乔卿的母亲去世，司马乔卿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

隋唐士大夫们崇佛，还表现在研读佛典，探讨佛典方面，并有许多士大夫达到了极高的佛学造诣，成为仅次于佛门高僧的佛教典籍的研究者。萧颖士“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李华、段成式等也是如此。有的士大夫，佛学造诣甚至超过了高僧大德。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对佛学理论的学习精益求精，而且还比较内学外学的同异，溯本求源，找出其渊源和交叉渗透的成分。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刘禹锡认为自己官宦生涯20年，百虑而无一得，在深感世间的所谓道无非畏途之后，“唯出世间法可可尽心耳”，因而案几上多是一些佛教典籍，达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白居易早年就“栖心释梵”，并且“通学小中大乘法”，根据他的《与济法师书》、《华严经社石记》，及《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寄因以本韵和之》、《病中看经赠诸道侣》和《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等诗自注，可以看出他读过的佛教典籍有《维摩经》、《首楞严三昧经》、《法华经戒》、《法王经》、《金刚三昧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

（选自徐庭云主编：《中国社会通史·隋唐五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