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神会法师在安史之乱洛阳失守时，隐迹于民间。由于朝廷财政局促，右仆射裴冕请神会主持置坛度僧，收香水钱，以资军需，从而对唐廷收复西京作出了巨大贡献。唐肃宗诏令入内供养并且“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是也”。

其他的一些高僧如有“西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的禅宗北宗奠基人神秀，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密宗领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等，都是出入宫廷、结交王室的著名人物。当然还有许多僧人作了朝廷的御用僧人。他们有的在宫廷的内道场讲诵佛经，有的作内供奉僧，有的则被委任为京城大德。朝廷对这些高级僧人也给予了各种特殊的礼遇。主要有三种恩遇。首先是赐紫。唐代的僧人一般着黑色袈裟，称为缁徒、缁流。朝廷为表示对他们的殊荣就赐以他们只有三品以上的朝廷官员才能着的颜色——紫色的袈裟。唐文宗时，僧宗密受赐紫。唐宣宗时，内供奉僧栖白也曾赐紫。其次是赐师号、谥号、国师号。唐代宗时，梵僧不空赐号大广智三藏，已故的梵僧金刚智被追赐大弘教三藏。唐德宗时，僧澄观赐号镇国大师。唐懿宗时，僧彻赐号净光大师，可浮赐号法智大师。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赐号澄观清凉国师。武则天时，赐号法藏贤首国师。唐穆宗、唐敬宗时加封澄观为大照国师；唐文宗时，又加封他为大统国师。最后就是赐官爵。唐代宗时，追赠金刚智为开府仪同三司，踢不空为特进，试鸿胪卿，后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3000户。

唐代，士大夫与僧人的交往也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时尚。僧人与士大夫交接，能够为其宗教生活引入世俗生活的色彩，带来一些实际的利益，而且以赋诗抚琴附庸风雅也可邀得名声。士大夫与僧人交往可以获得一些尘缘外的乐趣，也是对其世俗生活的点缀。他们在相互交往中相得益彰，颇为时髦，成为唐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由于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教派林立，僧侣众多，佛典浩如烟海，佛刹精舍四处可见。佛教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士大夫阶层中也兴起了崇佛的风气。唐初的萧瑀，“专心释氏，尝修梵行，每见沙门大德，尝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81旨”他在为《法华经》撰疏时，汇集了十多家注解，并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他经常邀集京师的名僧共同研讨佛教理论。在萧瑀的家族中有将近20个人出家。萧瑀的哥哥太府卿萧瑀，一生诵读《法华经》一万多遍，并雇人抄写了一千部，朝参之时就让侍从在前面手持经卷，趁公事之隙诵读。道宣曾评价道：“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楷模矣。”

著名的山水派诗人王维更是崇信佛教。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字就是由于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维摩诘居士的。他一生崇信佛教，晚年更是专心事佛。平日里他断荤血、食蔬菜，不穿华丽的衣服。每日退朝之后便焚香独坐，专事坐禅诵经，并在京师每日饭名僧十几人，以谈玄为乐事。斋中除了茶铛、药臼、经案、绳床，别无其它摆设。王维在《叹白发》一诗中写道：“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在临终之际他还写信给平生亲故，“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