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语式，决定权通常都掌握在关键人的手里，秦始皇显然是能够决定制度最终选择的关键人物，他一锤定音，以设立了三十六郡的创新制度，结束了第一次朝堂上的古今之争。但这一次的制度之议画上句号，不等于说分封的强大声音从此烟消云散。 　　今天，我们也许很难明白，王绾的分封之议为什么会在秦权贵大臣中有如此巨大的市场？一个似乎是“倒退”甚至是“复辟”的制度，为什么会有众多追随者？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大臣的心里都会有一份王绾式的担心，那就是统一后的秦帝国地域过大，边远地区“天高皇帝远”，大家担心那里的局面不大容易控制。再一点，就是分封制搞了那么多年，有一套完全可以借鉴和参照的运作模式与制度规定，它足以在各个阶层尤其是公卿大夫阶层，形成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基因”。 　　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 　　秦帝国虽然消灭了诸侯，但是凶悍的利剑与铁蹄无法消除诸侯在人们心中的影响。何况，丞相王绾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复古派，他只是一位非典型的分封制度设计者。因为他的分封主张，是指对局部地区的分封，是为了安抚边远地区而采取的制度化安排。这种主张并不是周的分封制的复制或翻版，而是一种带有混合并行意味的新制度——以郡县制为主、郡县和分封合二为一的制度，它大体类似后来西汉推行的郡国制。对此大臣们纷纷称是，我想主要也就是基于其郡国并列的特点，否则，我们容易得出秦廷上下都是一批老古董和保守党的错误印象。 　　然而，从史书的记载上，我们直到今天也不清楚，王绾提出的设王分封，具体的制度设计到底是怎样的。他提出来的让皇子为王，究竟是多大权限的王？如果是像周朝封国那样的诸侯，可以拥有土地、人口、军队，并享有政治、经济、行政、军事等一切治权，秦始皇一定不会满意。如果是名义上的王，享有经济赋税的特权，其行政和军事权力由中央政府节制，这样的分封其实倒也未尝不可。 　　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天下一统的河山，从战火中突围出来，一下子来到人们眼前，也许这样的局面来得太快，让身居高位的王绾，还来不及考虑未来国家制度的具体细节。这样在朝堂上，他只给我们读史者提供了一个引子，一个关于郡国制制度设计的可能性猜想，便随之成谜。 　　相比王绾，李斯不仅是鲜明的革命派，他更是注重细节的行政干才，一位思维缜密的务实官员。从他身为小吏就痴迷“帝王之术”的成长经历可以判定，他为天下归一这一天，等待并准备了多年。 　　在秦并天下之初，力主推行郡县制，大致来自李斯国家利益至上的一贯思想，也会来自他对帝国实施中央集权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分封导致征战存在着隐忧和足够的警惕——而这一点，秦始皇的看法，一定和他高度一致。但从人数上看，他们君臣二人是少数派。 　　虽说少数派战胜了多数派，但这是一次正常而和平的讨论。无论是王绾提出对边地的分封，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响应；还是李斯的不同意见，都可以视作正常的制度选择的讨论。从秦始皇让大家议论，以及最后决策的过程看，它大体是在一种商讨的气氛中完成任务的，属于决策前的正常议事程序。 　　然而八年之后，分封制又被提出，但事情的发展却惊心动魄。 　　【韩非的幽灵】 　　历史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淳于越重提分封话题，是一时兴之所至随口一说，还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从一场欢庆的酒会，到全国烧起同一把焚书的火，可以肯定的是，事态的发展应该说超出了淳于越的意料，甚至也超出了秦始皇的意料。从事件的演进和后果上看，李斯无疑是始作俑者，是事实上的文化纵火犯。 　　关于李斯焚书的动机，后人评说甚多，代表性的观点有这么两条—— 　　一是为了迎合秦始皇，而迎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信任，保住自己的官位。所以李斯无所不用其极，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上纲上线，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忠心，来迎合原本多疑的秦始皇。 　　二是深受法家愚民思想的影响，不想让民间百姓掌握知识，更不想让他们有独立的思考和思想，认为这样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治理。 　　第一点涉及私欲，第二点则关乎立场，我以为，对立场的坚守，是李斯提出焚书建议的主因。 　　依照对知识分子性情气质的划分，李斯当属河流气质下游型的知识分子，他的身上具有“从势”和主动型的鲜明特征。从势，并不意味着他要丧失一切原则和立场，相反他要以一定的立场来证明和上级站在同一条战线，并会形成议政甚至制定政策的惯性思维，形成他基于立场出发的第一反应。 而主动的特征，会让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李斯的第一反应，并非是一个单纯士子接受外界刺激后的第一个反应，也不是那个出自本能的原始性反应。他的第一反应是经过对立场的长期酝酿，对职业的训练有素，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形成的个人风格化的价值判断。而这个价值判断，一定和秦始皇的立场并无原则冲突，这也是他多年受信任和被重用的原因。就此而言，在反对分封制的问题上，他不需要刻意地迎合秦始皇以求信任，无论他的思想，还是他的职责所系，此时他都和秦始皇站在同一个战壕里。 　　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也属于李斯的第一反应。防什么？是由他的思想意识决定的，不会脱离他国家意志和强权至上的思维轨迹。而所谓分封问题，只是他推进防范体系的一个难得的由头，是进行破题的现实材料。李斯不会担心分封制度会卷土重来，因为早在八年前，秦始皇和他还属于少数派的时候，就果断地选择了郡县制。而经过八年的制度化实践，帝国的实力和势力不断强化，在这样亘古未有的“大好形势”面前，自负而又好大喜功的秦始皇，怎么可能舍弃“独创”的郡县制而去重蹈分封制的覆辙呢？这一点李斯自然清楚，而重弹老调的淳于越，显然是在不合适的地点说了不合适的话。 　　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淳于越再不识时务，也决不是导致最终焚书的理由，只有李斯的基于立场的第一反应，才是酝酿风暴的策源地。 　　焚书之举，是法家的传统动作，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声音。这个传统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大多数意见认为是从秦孝公与商鞅时代开始的。因为《韩非子》有记载说，“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孟子也说过，“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这一法一儒的典籍里，关于焚书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 　　商鞅让厚道的孝公焚烧诗书，很可能是焚书的第一个教唆犯； 　　秦国的焚书和推行法令两种措施，像一枚钱币的两面相提并论，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秦朝的建立； 　　从孟子所言中，似乎焚书之事还不限于秦国，焚书的动机说得很清楚，是“诸侯恶周礼害己”，也就是怕过去的正统思想影响自己的政策。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孟门一派的领袖，对焚书动机的寻找可能过于简略。相比之下，法家的理论家韩非对此政策研究，当是同时代的翘楚。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是韩非对理想社会的勾勒——以全民学“法”运动禁止书籍的传播，以政府官员的训诫禁止“先王之语”(历史记载)，以动员民众对敌作战禁止私带兵器。韩非的理想同样来自于他的第一反应，来自于他法家思想家的极端立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他的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的背后，是他对专制政权效率的推崇，以及对民心民意无情的打压。至于如何压制驾驭老百姓，韩非总结的“禁奸之法”，也有上中下三策，“太上禁其心”，这无疑是最佳办法，让你的心不要乱想，实际上就是控制思想，管住大脑的思维———古人习惯把头脑的工作叫做“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好理解，就是不许乱说，不许乱动(只做法律允许做的事)。 　　当然，韩非之说，主要还是理论主张，无论推行愚民政策还是落实专政措施，他的作用基本是限于倡导者，也可以算是政策的研究和设计者，但不能算是具体的实施者。关于法家在秦国的长期实践，他也只是一名观察者、研究者、欣赏者。至于秦国是否在孝公时期焚过诗书，韩非的话未必可信。因为一是史书无此记录；二是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属于文化落后地区，儒家不屑光顾，被东方视为愚昧之地，没有多少书可供一焚。但秦国围绕“耕”和“战”的富国强兵之道，被他一眼看穿。“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于军”，能入韩非法眼的社会就当这样，劳动之人和从军之人，听从政府统一号令(以吏为师)，达到归于功(富国)和勇于军(强兵)的需要。 　　如此社会，思想文化根本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禁止的问题。 　　这就是李斯要完成的使命。 　　李斯虽然杀了韩非，但是对韩非的思想遗产却是烂熟于胸，作为法家政策最重要的实施人，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韩非思想在现实中的延续，甚至可以这样比喻，李斯是活在人世间的“韩非的幽灵”。所以李斯的焚书建议中，对韩非的领悟早已是轻车熟路。他给出的理由只是一句话，叫做“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于下”，那就是帝王威信下降和知识群体成势的结果，其潜台词却无比丰富，如果任由“私学”非议和对抗皇帝所立之“法”继续，如果还有书的存在，如果还有不利的议论，那么，处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让人臣所尊？而那些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分子将如何控制？ 　　焚书令是在第一反应的前提下，李斯和秦始皇在专制路线上达成的又一默契。 class=’page’>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