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还指出，倡俭抑奢必须有制度保证。贾谊的这个主张也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当时，奢侈现象在官宦显贵中尤其严重。比如，淮南王刘长，自恃为皇亲，根本不把朝廷倡俭的申令放在眼里。汉文帝见他留在京里影响不好，便遣归封邑。但刘长劣性不改，依然大肆挥霍国家资财，其他的一些官僚也纷纷效仿。仅因每年乘公车游山玩水的费用，就给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于是，文帝以整肃官风为重点，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比如，郡县罢献、侯国罢贡制度的确立，堵死了王公显宦获取奢侈品的重要渠道；列侯一律回封地就食制度的确立，使得吏卒运输开销越来越大的状况顷刻改善；裁减宫省郎员、官府吏员的数额和解散中枢警卫部队，大大减缩了国家军政开支；皇家苑囿一个个碾平散为农田，御用的马匹转给驿站，为落实取消宴游和射猎活动的命令提供了保证。还有官员俸禄的调整，廉吏要求的规定，公车制度的整顿，以及倡俭抑奢法令定期向民众宣讲的举措等等，无不体现了对制度保证作用的重视和依靠。

一般说来，有制度总比没制度好，但事实上，有了制度如不能实行，坏作用反而更大。汉文帝为了避免那种耽于空言、不见落实的状况出现，首先对高官显贵采取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态度。文帝前元二年冬十月，朝廷颁布了诸侯一律回到封邑去的诏令，但时隔一年，仍有许多人滞留长安。于是，文帝颁诏重申，并对曾在挫败吕氏阴谋、保住汉室江山的斗争中立下大功的重臣周勃，给予免去相位、发遣归邑的严厉处分，结果骇得列侯纷纷打点行装，返回封邑。

汉文帝之所以能言必信、行必果，与他本人以身作则有极大关系。他在位２３年，力行俭朴有口皆碑。平常穿的是黑色颜料染成的粗布袍，脚下套着木头皮革制成的复底鞋，睡的是莞草蒲叶编成的席子，居室里挂的帘帷，全用臣工们上书用的布袋剪裁拼接而成，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向来为封建统治者看重的宗庙和陵寝，其简陋的程度，也为古今罕见。有一次，他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估算，价值百金，相当于１０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便马上打消了营建的念头。有一次，地方上献来千里马一匹，时值罢贡罢献诏令颁布不久，他不仅马上予以回绝，并且察觉到积习日久、改辙不易，于是再下通告，拒绝贡献。此外，汉文帝还注意管好家属。慎夫人是他的爱妾，却“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太子（即汉景帝）在他的教育和要求下，自小养成了俭朴的品性，使得文帝开创的俭朴之风，在景帝时期得以继续。

总之，由于汉初统治者能够以史为鉴，汲取秦亡的历史教训，改革秦王朝的弊政，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防止统治集团腐败的政策，因而出现了被历代称颂的“文景之治”。但也应该看到，汉初的改革是有其阶级和历史局限性的。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另外，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终于在景帝三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新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