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商贾。刘邦即位之初，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城市人口散亡，经济凋敝。商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有的还用钱购买土地，同新兴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有的则凭借巨额财富，操纵物价，并有意给官府制造困难。当时农民之所以贫困，重要原因是商人的盘剥，刘邦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恢复人民生计、稳定社会秩序，是很不利的，因此决定采取抑制商贾的政策。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等等。

“扫除繁苛，与民休息”。有鉴于秦“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教训，汉初施行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休息”，指的是政府征调赋税徭役以不影响农业生产为度；“无为”，则是要求政府不要在赋税徭役制度之外额外征调，少干甚至不干无端扰民的事，以免影响农民生产。

首先是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如惠帝修筑长安时，使用奴隶与刑徒代替农民；吕后改戍卒的终身服役制为一岁而更之制；景帝把成年男子的始役年龄从１５岁提高到２０岁。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这一切表明，西汉前期确在尽一切可能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

其次，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什五税一”。以后，惠帝、吕后时期也没有改变。文帝前元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又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

“蠲除苛繁”，更新法制。秦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奴隶制社会的一套严刑峻法，以暴虐治天下而天下亡。对汉初统治者来说，这个教训特别深刻。刘邦入关之初，就谴责秦“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的苛法。汉初在法制上的改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依法办事，吏治较清明；二是在法制内容上有不少更新，刑法较前大为宽松。

亲善邻邦，稳定边防。秦朝初年周边民族不断内犯，秦王朝不得不多次对周边民族用兵，导致国力衰落，这对于西汉政权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刘邦初时虽有贸然进攻匈奴之举，导致“白登之围”，几乎丧失建国之基，但事后冷静分析了形势，改以“和亲”代替战争。吕后时，尽管匈奴冒顿单于骄傲无礼，还是以友好和善的方式对待之，并许以“和亲”。文、景两帝，也都实行与匈奴和亲的友好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袭扰，为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