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靡残暴给人民带来苛重的徭役赋税。经过长期战乱方实现统一的秦朝，本来就财政拮据，国库空虚，且百废待举。如能实行与民生息政策，注重发展生产，再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适当增加赋税徭役，人民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新政权才会获得喘息和巩固的时间。但秦王朝偏偏不是这样，全国统一后，仍连年征战不已，滥用民力。戍守边境，修筑长城，建造宫殿，筑驰道，凿灵渠，转输粮草，征调了大量民力。据范文澜考证：当时全国人口２０００万左右，而服役的人数总计不下３００万，占总人口数的１５％。全国共修建了７００多座秦始皇的离宫别馆。都城咸阳附近的２７０座宫殿，还用复道、阁道、甬道等建筑连接起来。特别是渭水以南的阿房宫，规模大得惊人。秦始皇不但为生前建造了豪华的宫殿苑囿，而且为死后修建了豪华的陵墓。据估计，仅完成陵墓的修建，就需要当时全国的劳动力每人服役１２０多天。秦二世胡亥即位后赋敛无度，继续大兴徭役，修造阿房宫，发民远戍。这种无休止、无尽期的征发，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被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徭役繁重，征伐频仍，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饷物资供应，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秦朝的地租原定为十税一，另有口税。可是后来却增加到占农民全年收入的２／３以上。被榨干脂膏的农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庸君佞臣加速了秦王朝的垮台。秦始皇的最大失误之一，是未能在生前确立太子扶苏的领导地位。扶苏亲眼见到秦始皇实行的繁重徭役、过度赋敛和苛刻刑罚，造成了社会危机，曾屡次劝谏，因而被贬到上郡，不许他在咸阳过问政事。秦始皇直到行将去世，才下诏要扶苏回咸阳，想让他继承王位。但为时已晚，“沙丘之变”使秦始皇一生最后一个不失为明智的考虑化作泡影。扶苏被假诏书“赐死”，胡亥在赵高等人的阴谋策划下登上了皇位，从此加速了秦的败亡。胡亥名义上执政，大权实则被赵高独掌。赵高玩弄权术，使胡亥不理朝政，而自己则恣意“指鹿为马”，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与诛杀，使大批忠臣良将死于非命，严重削弱了统治的中坚力量。后人因此评论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

二

记取秦亡教训，是汉初从高祖、吕后到文帝、景帝几朝君臣都十分重视的。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前后持续了４０多年，进而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正是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西汉政权采取了诸多改进措施。

“民为政本”。追随刘邦定天下的政治智囊陆贾，在西汉政权立足未稳时便已开始思考秦亡的教训。他在《新语》一书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又说，古今帝王成败之道，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得民”。陆贾的主张，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又是新政权施政的当务之急，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赏，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里“无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文帝时，贾谊以“过秦”为题写了３篇文章，对秦亡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陆贾的认识。他指出：“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还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这些见解，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鉴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