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毒害，抑或有之，却也失之简单。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民众的思想往往就是统治者的思想。但民族的精神潜质往往也积淀在民众的潜在心理之中，并且通过某种文化象征，以“集体梦”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说到《三国演义》的广为流传，以刘为正统还是以曹为正统，未必就是最重要的理由，在民间，更为民众所看重的，还是类似“桃园三结义”这样的故事，以及这个故事中所渗透出来的信义和忠诚。从历史真实的角度说，包括《三国志》这样的历史书在内，其中都没有关于“桃园三结义”的明确记载，所能找到的蛛丝马迹，也只有“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蜀志》卷六《关羽传》）这样比较模糊的记载，但是，经过罗贯中的艺术创作，“桃园三结义”却成了《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桥段。这是罗贯中比很多演义、小说作者都高明的地方，章学诚说，像《列国志》、《东西汉》、《说唐》等传奇作品，所以不如《三国演义》更为流行，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更有文学性，更有“惑乱观者”的艺术力量。

　　行文到此，我们应该看到，从“尊刘抑曹”到“替曹操翻案”的历史转变，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所发生的逆转。梁启超在1927年的夏天有一篇对清华大学学生的谈话，其中就谈到道德方面的担忧，他说，曾国藩是希望造就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的，而且，咸丰以后的风气确实因他们的努力而有所改变，但是，“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他一再感叹：“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