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看作是此番“替曹操翻案”的历史局限性。说到替曹操翻案，各个历史时期或有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角度，即使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也并非像有些人所说，全走罗贯中“尊刘抑曹”的路线。鲍国安所饰曹操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是相当成功的。他的成功也绝非把曹操演成奸雄这么简单。至于说到新版的打算，编导以曹操为中心重新结构三国故事的企图是很清楚的，但曹操最终将被塑造成怎样的一个形象，目前还不太看得出来。开头这几集，曹操出场的次数很多，戏份也不算少，看上去固然是想“翻案”，但此人形象仍嫌薄弱和模糊，如果是做翻案文章，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不过，围绕“翻案”的争论却已经甚嚣尘上，如火如荼。以往的替曹操翻案，侧重点或有不同，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即刘为正统还是曹为正统；也有进步与反动之争，即曹为进步还是刘为进步，抑或相反。“文革”中的儒法之争，便以此为滥觞。它们都有其现实性的依据或基础，新一轮替曹操翻案似乎也应该有自己的现实针对性，这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即所谓“换了人间”，其现实性的依据或基础也会随之变化，它的诉求自然会根据这种变化而变化。我的意思不是说电视剧的制作者一定会有主动和自觉的诉求，事实上，这种诉求只能发生在社会潜隐心理，即社会无意识中。但其逻辑出发点却表现得相当一致，都把罗贯中的“尊刘抑曹”看作是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和篡改，因此认为是不真实的。这种观点本不足论，因为，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本来就是大打折扣的，更遑论小说和电视剧，岂能以“历史真实”来要求它？又岂非南辕而北辙！有人大谈更为尊重史实的陈寿，把《三国志》作为衡量《三国演义》的尺度，岂不知陈寿也有索贿不成，愤而篡改传主的历史。这里并非说《三国志》全不可信，而是说，拿《三国志》打击《三国演义》是说不通的。

　　如果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违背了所谓历史真实的话，那么，不妨说，他所秉承的是另一种真实，一种社会学意义而非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这也说明，所谓罗贯中因为个人好恶而对曹操和曹魏政权进行了极端批判与贬低的说法是多么的缺少说服力。连较早出来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也承认，宋以前骂曹操的人还不算多，宋以后，骂他的人就多起来了。为什么？各位不妨深思。据《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称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尊刘抑曹”不仅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也体现着广大社会民众的愿望。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正是宋以来小说家、戏剧家以及说书艺人长期创作的集大成者。不能说其中没有罗贯中个人的爱憎，但他却也难以摆脱无所不在的世俗见解。很显然，《三国演义》所表达的正是宋代以来的社会潜隐心理，即社会的诉求和愿望，并集中体现为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和诸葛亮的智，他们都是儒家道德理想“智、仁、勇”的化身。其实不仅《三国演义》，在许多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章回小说和历史传奇中，受到歌颂和欢迎的，往往是类似刘、关、张与诸葛亮这样的形象，《封神演义》里的文王和武王是这样，《两汉演义》里的刘邦、刘秀是这样，《说唐》里的李世民又何尝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这种社会心理的表达有其自身的真实逻辑，这也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化的社会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