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孙吴起国于吴地，强宗大族亦大都居于三吴地区。三国鼎立局面确立后，孙氏重用江东豪门大族，吴郡顾、陆、朱、张四姓子弟“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4］（卷61《陆凯传》）他们实行将领世袭领兵制、复客制和屯田制，大大加强了江东大族的军事、经济、政治实力，以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4］（卷28《邓艾传》）他们“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满山川，田池布千里”，［(10)（卷34《吴失篇》）势力之大，“阻兵仗势，足以建命”。［4］（卷"28《邓艾传》）几十年的家业经营使江东士族安土重迁，而“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了。他们需要国家力量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孙皓徙都武昌，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江东大族利益都受到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吴国此时国力不足，顾此失彼，上下游很难兼顾。因此，江东大族势力积极干预孙吴最高决策。镇南大将军、荆州牧陆凯，吴郡人，丞相陆逊的族子，作为江东大族的头面人物，无疑是代表大族们的意见。陆凯上疏所称，武昌不合建都的理由，只是表面的理由，其深层意旨是江东大族反对迁都武昌。孙氏把国都迁回建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与江东大族妥协的产物。促使孙皓回迁建业的因素还有：（一）以建业为中心的统治核心区出现危机。宝鼎元年“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逆之于牛屯，大战，但等败走，获谦，谦自杀”。［4］（卷48《孙皓传》）统治核心区出现危机，这使得孙皓不得不考虑把都城迁回建业。江南汉人和越人的起义，又严重威胁着空虚的建业城，因此，不得不还建业。［11］（二）司马氏灭蜀立国后，注重政权内部的稳定、建设和北方少数族事务，并没有按原定计划灭蜀之后，着手马上进击东吴。晋对吴施展“和平攻势”，而吴由荆州地区攻晋更是力所不足，上游两国边境已相对稳定相对和平。这两方面的因素均不可能对孙皓还都建业起决定性的作用。上述可见，孙吴两次建都武昌都是因军事斗争的需要，撤都武昌则主要是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研究者认为，决定孙吴建都或撤都的是经济因素，［5］［12］这从一般意义上说来无疑是正确的，笔者也不否认经济因素对孙吴建都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但由于孙吴处在典型的军事立国时代，维持迫切的生存与发展是其主要矛盾，因而军事政治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1］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