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建都武昌时期也是孙刘（吴蜀）联盟关系重新恢复、发展时期。经过夷陵之战的较量，孙吴稳固地取得荆州南部地区，其西部的边境得以巩固，而蜀国国力空前削弱，已很难再构成对吴的威胁。执掌蜀汉大政的诸葛亮奉行与孙吴和好的政策，双方关系趋于缓和。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即帝位，维护汉室正统的蜀承认其合法。《三国志·吴主传》载：当年“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心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如此，合作代替了对抗，吴蜀联盟重新比较巩固地确立。孙吴来自上游蜀国的威胁基本消除，而上游抵御北方曹魏的压力则因蜀国的分担大大减轻。同时，孙权把都城迁离上游也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吴蜀联盟的尊重。另一方面，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孙吴大将周鲂、陆逊败曹休于石亭，基本解除了曹魏对长江中游的威胁，而下游地区来自北方曹魏的威胁已大大增加。魏黄初五年、六年，魏文帝曹丕即两次亲自发兵临广陵，企图操戈东吴。又加上“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示弥”。［4］（卷47《吴主传》）更重要的是，自夷陵之战以来，三国鼎立的形势也已经确立，孙权向上游发展受到扼制。如此一来，孙权的战略重心不得不转向经营长江下游的江北防线，稳定长江下游统治区。武昌作为孙吴最高军事、政治权力中心显然是不大合适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孙权于黄龙元年九月，迁都建业。二、孙皓迁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三国志·孙皓传》：“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十一月，孙皓至武昌。步阐表内容如何，因史无记载。故孙皓迁都目的，说法纷纭。《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云：“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资治通鉴》卷79即采此说。孙皓虽荧惑于巫祝，然以常理推之，步氏必不致以此种可笑之理由，表请徙都。［6］赵昆生先生认为，孙皓于甘露元年（公元265年）迁都武昌，是为了“远离江东大族势力范围的武昌，摆脱了大族的监视与制约”；“武昌是建业的喉舌，孙皓迁都武昌，就占据了控制江东大族各种政治势力的有利位置”。也就是说，孙皓迁都是因为他与江东大族矛盾尖锐化的结果。［7］但众所周知，武昌传统上是江东大族控制的地域，这样的解释理由似不十分充分。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则认为孙皓之徙都，可能为“筹画北伐之故”。其所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第十一章第十节称：“孙皓举措之出人意料，可以暂时迁都武昌为例。此事乃因听众居今湖北宜昌当时之西陵督步阐上表而起。皓迁都理由不详，想系为筹画北伐之故也。”的确，孙吴欲对外有所作为，往往以大军集武昌为切近策略，如前述孙权因与蜀汉争夺荆州地区而迁都武昌；又，诸葛恪欲对曹魏举兵而准备迁都武昌。［4］（卷48《孙亮传》注引《吴录》）冈崎氏所谓“筹画北伐”的推断，或系由此而来。［6］但是，以当时孙吴之国力，何敢轻言北伐，故此种推测尚存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