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注意到步阐上书的历史背景，蜀汉灭亡之时，魏吴双方曾在原吴蜀交界的三峡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资治通鉴》卷87《魏元帝咸熙元年》记：“吴闻蜀败，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罗）宪。……步陟攻永安，宪与战大破之。吴主怒，复遣镇军陆抗等帅众三万，增宪之围。”“罗宪被攻凡六月，……（司马昭）遣荆州刺史胡烈将步兵二万攻西陵以救宪。秋七月，吴师退。”吴此举名为救蜀亡，实欲割地以加强上游防御，而魏之行为，已露司马氏争夺西陵之锋芒。显然蜀亡之时，吴欲趁乱为“浑水摸鱼”之举，大军几出，却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其西境顿大受敌压力。如何防守上游，吴“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陆抗以为“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4］（卷48《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总之，司马氏灭蜀，吴争夺又不利，西部边境因之再度告急，西境的国防安全，成为孙吴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身为西陵守将步阐知道，司马氏灭蜀后，攻吴已具备“顺流之势”，［8］（卷2《文帝纪》）而争夺巴东之地又失败。西陵成了防御益州的第一道防线，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夷陵（即西陵）要害，国之关限，……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4］（卷58《陆逊传》）为国家生存安全计，表请徙都，或更为较近情理之推测。换言之，孙皓迁都武昌之举，固然还有“经略西方”的企图，［6］但更是防止司马氏乘灭蜀之威势，发起灭吴战事。因为就战略方面言，武昌比建业更有军事上指挥全局的条件，更能灵活机动地部署兵力，兼顾上下游。但是这次迁都武昌仅一年零三个月，《三国志·孙皓传》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还都之前，曾有大臣陆凯上疏：“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者安国养兵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为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居也。”［4］（卷56《陆凯传》）史家多以之论证武昌不宜作国都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就是说孙皓由武昌迁回建业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如黄惠贤先生即认为：武昌两个十分重要的经济上的弱点：一、土地瘠薄，农业资源贫乏，大量的粮食、麻布等生活必需品，仰给于长江下游；二、港险陵峻，生活条件差，交通很不方便。在这样的地方，当时是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建业百姓对武昌的情况是熟悉其弊端的。因此，在再都武昌时，百姓就作民谣反对迁徙了。［9］但事实恐并非完全如此。一般常识，军事立国时代，军事利益高于一切，经济是为政治、军事服务的，居于从属地位，孙氏哪会仅仅因为他们逆流供应困难就放弃国之大计呢？运输困难不可能是否定迁都的最终理由。其实，孙吴水上交通发达，从下游运输粮食器物到武昌并不是十分困难之事。另一方面，武昌当时已是孙吴第二大经济城市，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也是铜铁生产中心和商贸中心之一，也不是毫无经济基础可言。换言之，孙皓放弃武昌回建业，不大可能是经济因素的影响。